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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系列報導6】在「選擇」與「解決」之間 我看見他們如何面對工輔法議題

2020, January 24 - 13:50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從2019年夏天接觸《工輔法》議題後,我就像是「變態狂」追蹤著這些受訪者。一方面也很好奇到底修法後對農地、工廠業者、環保團體有什麼影響,一方面也想解決自己心中的疑惑——真的有人在乎農業議題嗎?

透過我個人的側面觀察,再加上一些訪談機會,我總是在訪談尾聲按耐不住好奇,小心翼翼地詢問他們:「著手處理農地違章工廠議題的時候,曾經遇過被恐嚇的情況嗎?」

哇!還真的有人被恐嚇過欸!但他們依舊時常開記者會、讀書會、接獲民眾檢舉進行蒐證到處等趴趴走,這般行動力實在令我感到佩服。

公庫記者試圖「亂入」地球公民基金會舉辦的讀書會,發現這群人的討論毅力,著實驚人。

吳其融曾在記者會坦言,台中老家附近的違章工廠屬於瀝青再製廠,影響並破壞他從小生長的環境。當他眼目所及與親身經歷的狀況越多、產生的擔憂也與日俱增,該如何持續把關《工輔法》?他對於違章工廠議題的敏感度不僅限於書面資料,甚至植基於成長的過程中、生活的環境裡。

違章工廠議題到底該談什麼?追根究柢到底是台灣的法源不夠充分,還是某種程度的農業價值被遺忘?他曾經隨著季節輪替、縱貫台灣西部地區務農維生,對於《工輔法》議題更有一套論述與擔憂。

「當初跟朋友提到我在處理違章工廠議題的時候,他們都會問我:『欸你會不會變成消波塊?』大家都知道這種事嘛!」吳其融笑著說,農地工廠議題牽扯範圍無遠弗屆,從地方政治、環境議題到農業發展,長年以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無力正視問題,究竟身為環保團體一份子的他能用什麼樣的方式與世俗勢力抗衡?

對,他就是用埋頭苦幹的方式,讀資料、找人討論、寫投書訴諸社會大眾,慢慢跟這個世俗勢力抗衡啦!

2019年10月3日,彰化環盟及其他環保團體在環保署抗議,盼環保署能否決彰化二林精密機械產業園區開發案。

問起施月英有沒有發生過檢舉違章工廠而被恐嚇等經驗時,施月英笑著說:「當然有啊!」曾經有業者到辦公室嗆聲,質問施月英為什麼把他們工廠的照片PO上網?業者甚至很激動地說:「你來看啊!我們這才不是農地工廠!」

反倒是施月英老神在在地回應對方,環團負責的是受理民眾檢舉的案件,至於到底是不是農地工廠,將交由鄉公所、縣政府來認定,他勸對方自己去跟縣政府溝通。對方後來烙下一句狠話說:「你們一定要來看到底是不是農地工廠!不然我就來辦公室找你們!」

最後呢?施月英笑著說:「不了了之啦!他也沒有再來了。」

檢舉到後來,連施月英的朋友也都勸她別再「出頭」:「像我同學在蓋鐵皮屋,他就跟我說:『欸我跟你講,你不要再理農地工廠了!』 因為他聽到風聲說都是環保團體在到處檢舉、拆人家的房子。」

你以為這樣他就害怕了嗎?並沒有!訪談的當天,施月英開車帶著我們「巡視」曾被彰化環盟檢舉的農地違章工廠。就像進入F1賽車場地一樣,施月英一邊開車一邊小聲地跟我們描述每間違章工廠的狀況,講解到一半還會急忙煞車:「來,我們趕快下車看一下!」

下車後,我還躡手躡腳、東張西望,深怕違章工廠業者就在燈火闌珊處。一轉頭發現,施月英早已直奔違章工廠大門口,迅速地觀察業者是否有偷牽電線、電表有沒有在運轉,一邊觀察一邊拍照存證。

公庫記者跟著施月英「巡視」農地違章工廠,近距離拍攝電表時更是心驚驚。

至於郭鴻儀律師呢?他曾經在記者會上多次表示自己深受《工輔法》折磨,夜晚時分輾轉反側。原本很擔心修法通過後他可能沒有意願接受訪問,沒想到他反而很爽快地答應受訪,甚至提供了許多法律見解,詳細地解說著這一切令人「心很累」的修法歷程。

專訪結束後的半年內,我的書寫速度堪比磨墨,一邊書寫專題報導一邊關注日常新聞,我仍然常在其他相關議題上看到他們出聲力挺。當然也不只他們,還包括整個台灣社會關注《工輔法》議題的專家學者、農業工作者、農業議題相關倡議團體等,都是盡可能地在為這條窮途末路找出路。

那天,我們在彰化訪談結束後的炎熱傍晚,跟施月英閒聊。我們問他,追著這些農地工廠、污染議題團團轉,是否曾經感到辛苦?他瀟灑地笑著說:「也只能堅持下去啊!不然能怎麼辦?彰化不能再繼續被汙染欸!」

面對蒼茫的社會議題時,有些時候是「選擇」問題,而非「能力」問題。但這些人,不僅選擇看見問題,也試圖盡可能地發揮能力,解決問題。

採訪結束後,施月英帶著公庫記者們前往洋仔厝溪流域,觀察周遭的水污染狀況是否連帶影響相關生物。

【工輔法系列報導1】昔日台灣之光   今日違章工廠濫觴

【工輔法系列報導2】業者試圖合法走正路 《工輔法》讓業者走向窮途末路?

【工輔法系列報導3】過往農村榮景   當今污染殘景

【工輔法系列報導4】產業發展困境   環團都能懂

【工輔法系列報導5】修法後的省思與監督   社會大眾的土地利用想像是什麼?

【工輔法系列報導6】在「選擇」與「解決」之間   我看見他們如何面對工輔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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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系列報導5】修法後的省思與監督 社會大眾的土地利用想像是什麼?

2020, January 24 - 13:49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工輔法》修法通過後,每周總有這麼一天的晚餐時間,許多NGO工作者紛紛來到台北市北平東路上這棟大樓的第九層樓,也就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辦公室。

大夥兒帶著一身的疲憊翻閱著國土計畫資料,一邊討論著最近的案子進行到哪,也一邊聊著手頭上的案子與眼前的國土計畫資料之間,究竟有哪些關聯。「這就很不合理啊!」、「這個數據很怪啊!」、「到底那時候是怎麼規劃的?」第一線NGO工作者的呢喃與抱怨傾巢而出,大夥兒輪番分享看法。

討論會結束後,吳其融說:「要不是我家遇到違章工廠的問題,我也不會關注這件事啊……所以怎麼樣讓更多人關心這個議題呢?我下次會再問一次這個問題喔!」

「喔……」現場一片哀鴻遍野。

這群NGO工作者即便《工輔法》修法結束後,仍然思索著該如何繼續監督農地違章工廠,該如何讓更多人踏入《工輔法》議題。修法結束不代表一切圓滿落幕,更多細節與後續作法仍然是這群人關注的焦點。

修法的困境與遺憾    「落日條款」與「公民訴訟」效力在哪裡?

提到修法通過前最大的堅持原則為何?吳其融與郭鴻儀分別提到「落日條款」與「公民訴訟」。吳其融認為,真正的「落日條款」,應該是讓農地違章工廠搭配許多政策有效施行,甚至能更有效率地進行改善,而非「拖延」。

如今修法通過後雖然確立落日條款為20年,要求2016年5月20日以前的既有低污染違章工廠要在20年內取得合法資格,否則將予以斷水斷電。

吳其融坦言,修法後仔細閱讀條文可以發現,條文內容相當空泛,並沒有提出相關的土地使用計畫等規劃,究竟落日條款是否能如環團所期待的,更加系統性地解決產業問題?反而是未知數。尤其政府部門未來如何公開資訊?如何嚴格監督?也有待後續子法公告內容逐一檢視。

至於「公民訴訟」則在修法過程中未能被立法院接受,反而被「吹哨者條款」取代。郭鴻儀提到,公民訴訟好比民間團體的武器,無論未來公部門是誰執政,一旦地方與中央政府無所作為、沒有強力執法斷水斷電時,人民可以提起公民訴訟要求政府作為。

無奈修法之後,不僅拿掉「公民訴訟條款」,反而通過「吹哨者條款」。郭鴻儀指出,所謂「吹哨者」是指公司內部的員工因看不慣公司弊端等狀況,決意站出來檢舉公司。但若將此一條款套用在農地違章工廠,郭鴻儀直言:「只要吹哨者站出來,就是面對失業問題。」

郭鴻儀表示,要受雇於違章工廠的勞工願意站出來舉報工廠,本身具有一定的難度,再加上勞工檢舉自家違章工廠後,同時也面臨工廠即將被拆除、失業等問題。

「農地違章工廠的受僱勞工未必想檢舉,但是工廠外圍受到污染影響的民眾,才是真正想要檢舉的人。」郭鴻儀認為,政府修法後,反而讓想檢舉的人與環團沒有任何工具。

《工輔法》核心問題——大家對於農業及工業的想像是什麼?

提到《工輔法》議題是否也反映出從社會到政府體系,每一個體對農業的想像趨於貧乏,甚至導致社會大眾並不反對「農業用地作為工業發展」等相關看法?吳其融苦笑地說:「是啊!」也因此,透過簡單的資訊引導社會大眾關注並討論這項議題,成為他們一路上不斷努力的方向。

尤其2019年5月,民進黨籍立委林岱樺參與《工輔法》修法時,提到「農田裡的稻草迫使違章工廠必須蓋鐵皮、築圍牆」等護航農地違章工廠相關言論,也讓環團藉機向社會大眾說明此一議題。

農業用地、用水等需求與工業之間的差距,再加上台灣本身地狹人稠,能做為農地使用的土地也相當有限,住宅需求分配又該有多少?一般民眾究竟瞭解多少?願意討論多少?也間接影響著《工輔法》議題能被討論的程度。

「我們可以在農業產業結構裡面看到,農業相對其他產業,所有端點都是被漠視的,它不被當作一個產業來思考,某種程度來說就是比較被人家看輕的產業。」吳其融認為,農業就像是被整體社會慢慢逼到牆角的產業,社會大眾不去理解農業,更漠視與農業發展相關的資源,更引發目前農地工廠造成的地價飆升、污水等問題。

郭鴻儀也強調:「我覺得台灣對於土地的想像就是——土地是珍貴資源,既然是珍貴資源就不應變成投資商品,要想辦法讓每一塊土地發揮應有的功能。」

他認為,台灣社會目前沒有搞清楚土地與環境發展的優劣勢,反而一味鼓勵發展工業、進行住宅區規劃等狀態,反而無法讓產業之間進行有利循環。

「農業最容易發展起來,當農業做得起來,工業才能互相配合,工業能夠在工業的循環經濟裡重複利用。」郭鴻儀強調,「資源匱乏」是全球面臨的問題,台灣也不例外,也因此政府更應該協助資本額有限的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而非放任不管,讓中小企業自行倒閉。

「土地」即「商品」?  《工輔法》如何衝擊每個人對土地的想像

郭鴻儀指出,北部地區目前受都市化影響,面對都市邊陲的農地工廠議題時,大多傾向將違章工廠「商品化」,趕出違章工廠,轉為住宅用地。反觀南部地區,由於正在朝向農業轉為工業的型態,導致許多民眾也會迫切希望工業進駐,能夠有效創造地方經濟。

「有時候講半天,農業區想變成工業區,工業區想變成住宅區。」郭鴻儀感嘆,若社會氛圍普遍將土地的階層劃分概念視為圭臬,將會影響對於土地的想像,甚至難以近一步思考土地或產業能有哪些發展。

郭鴻儀不禁反問:「民眾對土地的想像與使用到底是什麼?到底是像股票等投資商品一樣,把土地拿去炒作、期待升值?還是民眾真的能仔細思考看看,這些土地能做什麼發展用途?」郭鴻儀提到,若只是一味地將土地當作股票進行炒作,則可能使土地空轉,無法發揮適當效用。

郭鴻儀也提到,在過往參與都市計畫等場合中,也時常遇到地主或投資客大言不慚地說:「農地就是要變建地!」、「這是金山銀山啊!」、「為什麼不開發啊?你們放著土地去務農,會一輩子會窮到底!」對於農業的批判。

郭鴻儀認為,農業工作者並非如社會大眾所想像都是「窮人」,投資客等人的批判對農友而言相當刺耳、莫名其妙。

2019年11月14日,地球公民基金會、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農村陣線、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共同召開記者會,公布各縣市國土計畫草案中諸多疑慮,尤其未來恐有10萬公頃以上農地「被消失」。

「在土地使用方面,如果只是認為農、工、住宅是各自獨立空間,那就太簡化了。」郭鴻儀強調,工業區等產業背後肩負一定的產業人口數,因此勢必連帶影響住宅區等規畫問題。

尤其產業依附著一個人的生活環境與需求,因此在土地使用方面,農業、工業、住宅區等其實無法輕易切割,進行討論。但是否每個縣市都要規劃地跟台北市一樣,甚至以台北市作為目標呢?郭鴻儀認為並非如此,應該要是每個縣市的特色產業進行更縝密的規劃與思考。

「《工輔法》衝擊到每個人對土地的想像,如果你把土地商品化,『人』的因素就不會被考慮進來。」郭鴻儀表示,某種程度來談,《工輔法》修法讓社會大眾開始顧及土地上面的「人」,包括廠商權益、農地問題、食安、環境安全等問題。

同時,最令人害怕的是,一旦農地違章工廠發生意外,連帶產生的污染與人員傷亡,絕對不是「賠償」兩字可以輕易解決的。

「一旦違章工廠出意外,就會造成農地危害。政府部門已經大幅度縮減農地面積了,還可以如何防止農地被汙染?汙染土地之後呢?原本在土地上耕作的人就失業了,那就是一連串的社會問題。不是我們環團在阻礙經濟發展,是因為很多風險是連鎖反應不斷下去的。」郭鴻儀強調,比起事發後的亡羊補牢與止血,環團更在意的是事前的預防與謹慎規劃。

修法通過後   環團仍選擇主動出擊

即便《工輔法》修法已於去(2019)年6月完成,環團並沒有就此鬆懈。吳其融提到,地球公民基金會組成「讀書會」與「拆拆小組」兩團體,持續關注《工輔法》後續狀況。藉由舉辦讀書會的過程中,透過閱讀各縣市國土計畫等資料,仔細審視國土計畫的內容與細節,並規劃實際走訪活動。

同時也期待能讓更多人關心自己所住的縣市,試著「主動出擊」找出不同的方式與公部門、與民眾對話,並且持續關注土地上的違章工廠變化。

至於「拆拆小組」的目的則是希望能夠建立網頁或APP,讓民眾能夠簡易地操作系統,檢舉農地違章工廠,並由地球公民基金會接手向公部門發文檢舉。

地球公民基金會組成「讀書會」,透過閱讀各縣市國土計畫等資料,仔細審視國土計畫的內容與細節,並規劃實際走訪活動。

吳其融提到,目前的檢舉機制時常讓民眾陷入險境,有些民眾向地方政府檢舉後,反而被要求在地方政府勘查的過程中「現身」,直接面對違章工廠業者,人身安全更有疑慮。因此地公希望能透過拆拆小組的設立,讓更多民眾方便檢舉,目前尚在研擬階段。

郭鴻儀也提到,未來針對子法的修訂也是必須關注的方向。包括管理輔導等詳細期程與規劃、低汙染產業的認定等,必須有更謹慎的規範,否則執法上將有可能產生更多問題。

尤其關於「如何確實停水停電」也是未來可以著手的方向,郭鴻儀認為,未來環團可用行政訴訟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針對違法廠商停水停電,徹底執行法律規範。

吳其融坦言,《工輔法》修法草率過關確實是在環團的預期之中。尤其臺灣違章工廠數量從2001年近7千多家,直至2017年推估約為13萬家,成長幅度相當驚人,吳其融感嘆:「要徹底擋掉農地違章工廠確實不可能。」

面對未來子法訂定等相關內容,吳其融希望公部門創造公共對話的討論與空間,讓環團闡述建議、讓產業界說清楚需求與目的,進行整體性的討論。

經濟部農曆年前推出子法相關草案   環團嚴陣以待

今年1月13日經濟部公布4項與《工輔法》部分子法相關內容,包括:依據《工輔法》第28-5條、第28-6條、第28-7條等相關規定,制定「基於環境保護或安全考量不宜設立工廠者」草案,針對水土保持區、野生動物保護區等,羅列28處地區不宜設立工廠。

以及明訂「檢舉未登記工廠獎勵辦法」,認定獎勵檢舉等相關內容。同時也提出「低污染認定基準」,包含產業類別及製程列出53項,非屬52項內容者即為「低污染認定」。此外,也提出「特定工廠登記辦法草案」。

部分子法預計在今年3月20日生效,至於在2016年5月20前成立的未登記工廠,必須在2022年3月19日之前完成特定工廠登記申請等規定,2016年5月20日後成立的未登記工廠則一律即報即拆。

針對目前經濟部的做法,吳其融認為,早在2010年《工輔法》修法時,經濟部已羅列50項污染產業類別,而在2013年修法時卻將污染類別降低到36項,至於現階段公布的《低污染認定基準》中則增加為52項污染類別,相較於2010年修法時,進一步從「製程」方面進行污染認定。

吳其融苦笑著說:「全部52項污染類別中,也只有一項關於製程污染的認定。」他強調,未來仍有待檢視政府部門實際執法狀況,環團也會加強監督。

產業與農地之間的拉扯與拔河,從鄉間延伸到都市,從地方政治拓展到中央議會,當時任立法院長蘇嘉全拍板定案、修法通過的那一瞬間,利益與土地之間的取捨彷彿已成定局,以前是用土地換產業,用污染換進步,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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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系列報導4】產業發展困境 環團都能懂

2020, January 24 - 13:48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討論《工輔法》議題時,許文烽強調,農地違章工廠的光譜相當廣泛,不是所有業者都是小工廠、小資本。尤其從行業別、產品製程的複雜程度、工廠汙染性質、資本額等近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不同產業對農地造成的污染層面也不同。

他以彰化鹿港上市公司「帝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例,正是所謂的大工廠大資本。帝寶公司以汽車車燈為主要產品,以台灣為發展起點,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冠軍。然而帝寶除了在工業區購買土地,更在農地興建違章工廠持續營運至今。

然而回歸到農地違章工廠中大多數的「中小企業」來看,他認為尤其在鄉村地區,中央及地方政府並沒有積極回應、規劃中小企業等小資本額廠商的需求,反而採放任制,再加上大部分工業區土地被嚴重炒作,導致中小企業、違章工廠業者無法負荷成本。

許文烽舉例,台中工業區土地一坪約為20-30萬,對一般約200坪的小型工廠業者而言,該如何負擔將近6000萬的土地成本?若加入設備、器材等,基本上要在工業區佔有一席之地,至少要1億元的資本。許文烽笑著說:「一間小工廠如果能有1億元獲益的話,老闆乾脆收起來,等退休就好。」

討論《工輔法》議題時,許文烽強調,農地違章工廠的光譜相當廣泛,不是所有業者都是小工廠、小資本。尤其從行業別、產品製程的複雜程度、工廠汙染性質、資本額等近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不同產業對農地造成的污染層面也不同。

中小企業發展困境誰人知   違章工廠何處去?

長期聲援《工輔法》議題、時任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律師郭鴻儀坦言,工業區土地取得不易,導致許多小資本額的中小企業只能往農地下手,更從原先的農工「搶地」衍生為農工「搶資源」,挑戰農業與工業之間的灌溉用水分配、污染等問題,更涉及環境、食安相關等議題。

「認真來說,台灣沒有中小產業的發展環境,像是中小型產業工業區等規劃。」郭鴻儀認為,一般中小型產業買不起工業區高額土地,再加上產業區位、產業鏈、勞動人口等因素,導致中小產業「走不開」。

郭鴻儀說:「政府不去做協調的話,以產業本身來說是無能為力的。今天要我這間公司移動?如果政府不給補助或相關措施,要求我整間公司移過去重新發展事業?實在太困難。」也因此,健全中小型產業的發展環境是政府過去未能做到、未來更須努力的方向。

施月英也舉例指出:「我們曾經聽到一個業者說:『你叫我從這邊搬到200公尺以外的地方為了要群聚?抱歉不可能。』因為對廠商來說,搬遷費用很龐大,雖然只有200公尺,仍然是不小的負擔。廠商甚至認為,原本工廠所在的土地已經被污染了,到底還要怎麼搬?」

面對工輔法議題排山倒海的壓力與輿論批評,郭鴻儀指出,環團從一開始就是以「廠商立場」思考該項議題,甚至接續討論「產業發展」等問題。「我們環保團體跟政府討論的過程中一直強調,中小型企業的產業未來在哪裡?否則《工輔法》修法只是個過渡性質的法案!」

然而修法後政府態度消極,且並沒有積極輔導廠商等作為,反而讓不符規範的廠商「自行倒閉」,郭鴻儀認為相當失望:「政府這樣做代表他眼中只有大型的企業,那這些中小企業反而還要哀求政府給他們生存空間。」

長期聲援《工輔法》議題、時任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律師郭鴻儀坦言,工業區土地取得不易,導致許多小資本額的中小企業只能往農地下手,更從原先的農工「搶地」衍生為農工「搶資源」。

「就地合法」與「就近發展」  輔導工廠的方法在哪裡?

郭鴻儀強調,在協商討論的過程中,環團也跟工業部門提過,所謂「就地合法」並非環團的禁忌話題或地雷。郭鴻儀援引吳其融曾說過的案例:「難道政府要叫製造關廟麵的廠商移去工業區嗎?然後關廟麵廠房隔壁是電鍍廠?大家還敢吃關廟麵嗎?或是做醬油的工廠隔壁是電鍍廠?」

郭鴻儀認為,有些產業的特性跟農業相關的,產業本身對農地的污染較低,甚至能夠進行適度的調節與防治措施即可。尤其這類產業的原料大多出自於農業,郭鴻儀認為更有討論的空間讓相關產業「就地合法」。

反觀農地上的瀝青工廠、金屬電鍍廠,不僅有可能造成空氣污染,污染物還可能伴隨雨水沉降進入地下水系統,間接導致農田污染等現象。郭鴻儀認為,《工輔法》第28-10第28-11條內容提到關於土地變更等相關規範,然而條文中並沒有提出更嚴謹的內容,甚至可能讓產生污染源的廠商有機會「就地合法」。

郭鴻儀提到,一旦政府未明確從污染源的角度檢視產業的發展狀況,甚至忽視20年落日條款的輔導與執行等相關規範,未來極有可能造成更多問題。

究竟該「就近發展」還是「廠商群聚」?郭鴻儀認為政府部門必須有相對應的權利與誘因,才有可能讓廠商有機會協助配合予改善,否則若為了合法而造成產業鏈消失等狀況,對廠商而言不僅無利可圖,也沒有幫助。因此《工輔法》相關子法究竟該如何落實?也是環團未來關注的焦點之一。

2019年6月20日,環團特意在立法院門口外拆開數包菜渣進行抗議。

創造討論契機1   環團從當「壞人」開始

修法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長年以來農地違章工廠受到國家系統、社會網絡、台電台水、地方政治人物等因素影響,如何鬆動整體社會結構,讓違法廠商願意趨於合法?吳其融認為並不是只有使用「法律」的方法,還有更多可以探尋的方式。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去當『壞人』,揭漏現在申請臨登的幾千多家廠商裡面,有非常多工廠是上市上櫃公司。」吳其融認為,當外界誤以為違章工廠都是「社會底層」時,環團發現有些違章工廠在台灣設廠,同時也在中國設廠,廠房規模與數量非同小可,卻被外界誤以為「底層」的刻板印象,掩蓋問題本身。

2017年3月,吳其融和其他環團人士共同舉報3家違章工廠,分別是:彰化鹿港鎮永安段222、223地號、永安段250地號、鹿安段687地號,三家違章工廠皆位於特定農業區,且屬於「新建違章工廠」。

吳其融指出,當時政府部門預計在彰化鹿港鎮頂番婆地區設立「田園計畫生產聚落」,甚至明確宣示新建違章工廠若遭檢舉,一律「即報即拆」,因此環團從鄉間出發,想進一步瞭解國家的中小企業等輔導策略為何?政府若要進行生產聚落等規劃,是否要先處理目前田園上既有的違章工廠?

創造討論契機2   環團充當「智囊團」瞭解產業面面觀

為了顧及修法對「產業」造成哪些影響,環團也針對各式產業進行分析與比較。吳其融提到,在不同行業別中,工廠入駐工業區的情況往往不進相同。

以機械業為例,機械業具備複合式製造流程,需要歷經研發、發包試做、小工廠、中型廠、大工廠等,不同的產品需求具有不同的複合式製造流程。

尤其像台中精密機械園區,大多為大型機械工廠,工廠中負責研發、全自動生產等過程,至於研發之後的發包試做則是交由下游小工廠負責,若是產品的部分零件不需要自動化、數量較少,也可交由下游小工廠、中型廠處理。

然而吳其融認為,政府在處理產業用地時,並沒有考量產業的生產過程與連帶關係,往往只能讓大工廠有機會入駐,反而忽略下游小工廠、中型廠的需求。

尤其以現實層面來看,合法的大工廠在生產過程中仍然需要下游小工廠等需求,小工廠沒有資本與資源進駐工業區,只能散落在農地上搭建違章工廠。

吳其融舉例,像是家具品牌IKEA、腳踏車品牌美利達、捷安特等,這些知名廠商使用的金屬零件來源,往往出自於農地違章工廠。大工廠沒有這些小工廠萬萬不能,但是小工廠究竟該如何生存與合法?政府的介入並沒有提供實質幫助。

吳其融提到,跟違法廠商大多是在協調會等狀況下碰面的。其餘碰面機會則是利用田野調查的時候,順勢跟違法廠商多聊幾句,瞭解地方生態、政治環境等。

「通常這些主導臨登協會的都是地方頭人,我會想側面瞭解這個人的角色,尤其不同臨登協會有不同的政治脈絡,我們就會去做一些分析,但那是有利於我們跟他們互動。」吳其融坦言,透過政府舉辦的協調會等活動,讓環團有機會與臨登業者、地方頭人進一步溝通,並且進一步瞭解業者如何思考工輔法議題、未來執法時業者會怎麼作為等。

環團除了透過有限的機會瞭解源頭廠商的近況,也透過接觸銷售端品牌公司,像是迪卡農、家樂福等,進一步監督與接觸,並發現這些銷售端公司確實正在逐步避免使用農地違章工廠的產品。

為了和公部門交涉,環團開始研讀各國案例,包括:德國、比利時、荷蘭、日本等。吳其融提到,日本早期住工混雜狀態與台灣的發展類似,但日本政府在1965年到1985年間執行較為縝密的規劃,讓住宅與工業進行適度的隔離。反觀台灣,則是放任地價高漲、工廠出走,屬於「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的放任發展方式。

因此,吳其融與環團夥伴到日本參訪,找到1985年左右處理住工分離課題的相關人士,從土地系統、策略上找出可行的方法。吳其融說:「你總是要有足夠的idea給經濟相關部門,才有機會在政治上創造一些契機。」

「預防」比「止血」更重要   修法後誰能嚴加把關?     

比起「止血」式的法規,許文烽認為「預防」污染源散播才是最重要的。他以工輔法第34條為例,許文烽認為法規中僅針對「低污染」要求改善,真正對環境造成劇烈影響的「中高污染」卻逍遙法外。

即便目前修訂的工輔法確定將「列管」中高汙染產業,許文烽認為仍然不夠:「政府應該要趕快設個停損點,改善製程、遷廠、產業轉型等。」比起列管,許文烽呼籲政府單位應該即時停止污染源,並且讓具有污染的廠商群聚處理。

許文烽舉例,約從2016年開始,鹿港頂番婆一帶的電鍍廠商早已被列為管制範圍,當時已著手於遷廠、群聚等方向。他指出,若能將周遭零散廠商遷廠加入群聚,並且做通盤檢討等,可行性反而較高,較能處理廠商的污染問題。

他強調,無論人們身處鄉村或都市,倘若居住環境中夾雜違章工廠,連帶而來的噪音及空氣污染,都會對每個人的空間使用感受造成錯亂與衝突。

「台灣真的是時候要來面對鄉村空間的使用,包括農地工廠、農舍、鄉村聚落的調整規劃,到底扮演什麼功能?」許文烽直指整體國家對於農村規劃的不足與失調,即便目前有國土規劃相關內容,需要各地區規範合宜的開發與農地界線,但各縣市政府也是規畫的零零落落(公庫報導)。從「零」開始的規劃與想像究竟是什麼?無人得知。

【工輔法系列報導1】昔日台灣之光   今日違章工廠濫觴

【工輔法系列報導2】業者試圖合法走正路   《工輔法》讓業者走向窮途末路?

【工輔法系列報導3】過往農村榮景   當今污染殘景

【工輔法系列報導4】產業發展困境   環團都能懂

【工輔法系列報導5】修法後的省思與監督   社會大眾的土地利用想像是什麼?

【工輔法系列報導6】在「選擇」與「解決」之間   我看見他們如何面對工輔法議題

這篇文章 【工輔法系列報導4】產業發展困境 環團都能懂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工輔法系列報導3】過往農村榮景 當今污染殘景

2020, January 24 - 13:47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出發去彰化之前,我們連繫到影像工作者、台灣農村陣線的成員許文烽,趁著農忙休息時間跟我們會合。

站在我們面前的許文烽滿身大汗,經常穿梭在西部平原的他,上午才剛去雲林搬貨,訪談結束要回田裡種黑豆。從小在家跟著務農的他,2009年到2011年期間跑遍彰化、宜蘭等地拍攝紀錄片,選擇在2012年返鄉務農,並與妻子許淑惠從2017年開始,和中部地區的年輕人、農民共同籌組「中台灣春耕計畫」。

除了討論友善農耕等環境議題,他們也試圖透過「務農」的方式養活自己,或是提供鄰近餐廳使用自耕友善稻米,縮減產地與餐桌之間的距離。這些年來,許文烽試著找出N種與農為伍的生活方式及型態。

同樣關心農地議題的,還有彰化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總是衝鋒陷陣帶頭抗議、召開記者會的他,談起彰化地區農地違章工廠議題,馬上端出一大疊檢舉資料與公文。而在台北地區,我們也拜訪了時任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律師郭鴻儀,以及擁有豐富農業工作經驗的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吳其融。

彰化環境保護聯盟總幹事施月英。總是衝鋒陷陣帶頭抗議、召開記者會的他,談起彰化地區農地違章工廠議題,馬上端出一大疊檢舉資料與公文。

農地污染現況窘迫不已   受害者誰能發聲?
農地違章工廠首當其衝影響的是農地作物與農耕生態等,照理來說,應該要有更多農民站在抗爭第一線,跟著環團疾聲呼籲。然而事實卻非如此,許文烽認為這與農友和地方的「鄰里關係」有關。

許文烽說:「以鹿港來說,有些農地工廠是自己聚落鄰居的第二代出來蓋的,如果彼此之間有一些鄰里關係,蓋了工廠之後做的又是屬於低污染,那大家也會覺得人家混一口飯吃而已,影響不大。確實有些線圈業者的工作空間就只是要100坪以內的空間,如果他要進去彰濱工業區,最小面積必須從2000坪起跳,他要怎麼進去?」

即便是外來者進入該地區設廠,倘若跟鄰里、鄰田之間相處得不錯,也沒有產生衝擊性污染,彼此之間也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縱使「蓋工廠」屬於個人自由意志與權利,但受到政策失靈等影響,許文烽坦言不少當地老人家認為基於個人權利,農地要拿來蓋工廠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但是當個人權利逾越到他人權利時,糾紛也跟著油然而生,尤其是農地工廠對作物的影響,更為顯著。許文烽提到:「最直接的就是排放廢水,廢水可能會影響農作物灌溉,如果工廠業者產生粉塵等空氣污染,或者是運作過程中排放熱風、夜間持續工作開燈照明等,也會影響鄰田作物生長。」

其中較為隱性的影響是「遮陰」,一般農地工廠業者沒有遵守建築相關法規,興建廠房時並沒有增設「隔離帶」,廠房直接蓋在田邊,造成靠近廠房一帶的作物受到「遮陰」效果影響,導致作物生長緩慢等。

同時,面對第一線污染源的除了農民,還包括「合法廠商」,但他們同樣也是一群不易發聲的人。施月英提到,在政府舉辦的座談會上,曾有合法廠商反映,他們明明辦理申請許多事項,好不容易成為合法工廠。

甚至必須定期接受政府監督管理,進行環境安全與勞動安全等各式檢核,反觀違章工廠沒有這類的問題,甚至不用被政府監督管理,待遇明顯有所落差。無奈合法廠商大多怕被違法廠商清算、脅迫,不願出面響應農地違章工廠相關陳抗活動。

農地工廠對作物的影響更為顯著,許文烽提到:「最直接的就是排放廢水,廢水可能會影響農作物灌溉,如果工廠業者產生粉塵等空氣污染,或者是運作過程中排放熱風、夜間持續工作開燈照明等,也會影響鄰田作物生長。」

生活就是政治   農業就是地方政治的縮影
地方農民與違章工廠業者究竟如何面對污染問題呢?吳其融指出,由於農地違章工廠業者屬於「違法」性質,因此他們在地方政治上形同黑、白兩道一致的目標。黑道向違章工廠業者收取「保護費」,讓他們得以僥倖地度過一年又一年,白道則針對「違法」性質向違章工廠業者勸說與取締。

吳其融認為,上述情況導致農地工廠業者分為兩種,一種是泥鰍類型的奸巧人,盤算各式政治利益後從中找到適合生存的姿態與樣貌,與地方政治人物有所往來,甚至會在《工輔法》議題挺身而出,捍衛農地違章工廠。

另一種人則是所謂的隱形多數,由於經營工廠多年,更不明白為什麼政府一聲令下就要全面配合改善,面對《工輔法》議題往往選擇視而不見。

至於「農地工廠旁的農民」也有非常大的屬性差異,可分為以務農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專業農」,以及務農之餘進行其他工作的「兼業農」。

吳其融舉例,以北彰化、鹿港地區來看,專業農比例偏低,大部分農民屬於「兼業農」性質。他們即便擁有農地可進行耕作,但並非以農業為主要收入,平常仍透過其他工作增加收入。

農民屬性的差異,也造成了對於農地違章工廠看法的差異。有些農民雖然認為農地違章工廠不應該存在於農地上,但為了產業需求也只能噤聲。有些農民早期並不務農,晚年退休後才回歸田園生活,看到家鄉被農地工廠糟蹋,整體環境物換星移,加深了撻伐農地工廠的怨恨。

若以具備一定比例「專業農」的地區來看,吳其融舉例,水稻專業農約需承租8到10甲面積才能維持生活,有些農友若無家族土地可繼承,就必須承租土地,因此很可能承租到違章工廠旁的農地。

吳其融提到,台中地區也曾發生過農民為了使用大型機具割稻,必須央請附近違章工廠協助打開鐵門,以利大型機具通行。

迫於生計所需,農民必須與違章工廠業者有更多良好的互動,否則鄉間人際網絡錯綜複雜、派系分明,若農民擅自檢舉違章工廠業者,往往難以躲過「閒言閒語」。這一群無法進行反抗的角色以務農為生,卻因為法令政策及社會發展等相關限制,無法在現實生活中發聲。

許文烽也認為,對一般農民而言,就算產生污染了,大多選擇與業者溝通、反映,倘若業者不願改善,才有可能近一步檢舉。然而實名檢舉也令人心生畏懼,因此要拋頭露面站出來跟著抗議農地工廠議題,也更為困難。

「肇事者」也是「被害者」?   扭曲的社會氛圍掩蓋污染事實
許文烽提到,自己曾親眼目睹農田被違章工廠污染的狀況。該事件發生在鹿港頂番婆一帶,他原先以為農田主人會因為土地被污染、被插牌而生氣,殊不知農田主人反而沒有感到氣憤,只是對於自己無法再種田感到氣餒,至於污染從何而來?農田主人沒有很在意。

許文烽後來追根究底一查才發現,原來農田主人另有農地違章工廠,只是現階段租給他人經營。放眼望去,頂番婆一帶有許多農家土地後來不種植農作物,直接租給他人作為廠房使用。對於兼具「農民」及「工廠地主」甚至是「工廠廠主」等多樣身分的人來說,污染源究竟在何處?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畢竟他們也很清楚工廠會帶來什麼樣的污染與狀況。

在地農民為什麼無法站出來反對農地工廠?施月英認為大多農民基於「卑微心態」,根本無力檢舉。尤其對在地農友而言,似乎檢舉工廠污染就是在製造工廠業者與員工的損失,導致農民有所不滿也沒有勇氣站出來。

施月英無奈地說:「你會覺得這個社會的氛圍其實很扭曲,讓農民變得很卑微,照理來說農民覺得有不滿或不公正、對環境不好的事情就應該講出來,但農民連這個勇氣都沒有。」

扭曲的不只是農民的心態,還包括整體社會對於土地的利用價值。施月英提到,也有些人認為既然農地沒有要繼續耕種,拿來蓋工廠反而有更高的獲益,甚至能提高土地利用價值,有何不可?但施月英認為這是「環境公平性」問題,每個人想如何利用環境都應該被考量,而非一味地利益至上。

施月英無奈地說:「你會覺得這個社會的氛圍其實很扭曲,讓農民變得很卑微,照理來說農民覺得有不滿或不公正、對環境不好的事情就應該講出來,但農民連這個勇氣都沒有。」

政府消極面對農地污染問題   消費者權益誰保障?
面對農地面臨違章工廠污染問題,許文烽認為大部分農民屬於任人宰割的狀態,尤其農民通常不會主動發現農地污染情況,往往是相關研究單位發現後,農民才會被通知列管,甚至受到監控、定期抽查等處理。

更多時候,農田被以「插牌」的方式處理,顯示該處農地汙染超標,無法種植。許文烽說,例如彰化洋仔厝溪南、北兩岸有許多列管農地,目前彰化地區粗估應該有200-300公頃農地屬於列管範圍。

許文烽指出,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基金管理會」等有關單位處理污染土壤的方式約有兩種。一種是使用化學藥劑,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屬成份,降低重金屬汙染含量。

另一種是針對種植根系較淺的農作物田區進行處理,將受汙染的表土與深層土壤「交換」,把受汙染的表土鋪在較下層,深層土壤鋪在表層,由於農作物根系較淺,表層土和深層土交換之後,試種完若通過檢驗即可恢復種植,但往往也需耗費數月時間。

許文烽指出,農民通常不會主動發現農地污染情況,往往是相關研究單位發現後,農民才會被通知列管,甚至受到監控、定期抽查等處理。更多時候,農田被以「插牌」的方式處理,顯示該處農地汙染超標,無法種植。

許文烽說:「彰化地區絕大部分的受污染農田連這兩種方式都沒有做,就只是放在那邊長草,有些農民就很無奈啊,畢竟被列管之後不能種植,只能領一般的休耕補助,一分地一期大概3000多元,一般農民平均差不多五分地左右,一期能領的補助約莫17500元,兩期加起來一年才3萬5千多元。」

不被處理的污染農田,往往只能耗時處理,但真正的污染源該如何處理?政府部門也沒有相對應積極的處理方式,甚至在污染端,也無法有效力阻污染再次進入食物鏈循環中。

施月英提到:「有些農民還是執意要種田,他的心態是:這是祖先留下來的農田,搞砸了會愧對祖先。這類型的人通常就是想要繼續種,想要把土地守住啊!所以我們也有遇到農民因為淺層的水被污染了,為了繼續讓自己的農地活下去,打深一點的井作為灌溉所需。」

農民試圖力抗污染的結果,往往令人捏一把冷汗,甚至有可能無法驅逐污染源,反而讓農作物持續被污染、吃進消費者的肚子裡。

2019年6月27日,環團以「丟稻草」抗議,盼能阻止《工輔法》修惡。

環團檢舉到手軟   政府拆除進度仍無感
從2016年民進黨執政實施檢舉機制開始,彰化環盟向地方政府檢舉多間違章工廠,至今為止確實被拆除的工廠寥寥無幾。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創立的網頁──「保護農地-拆除農地上新增違規工廠」行動方案執行進度平台,資料更新進度停留在前(2018)年12月24日。

資料顯示,全國違章工廠總件數僅有17件,其中彰化縣佔8件,剩下的11件分布在高雄縣、台南縣、雲林縣、嘉義縣,拆除執行率皆為100%。談到網頁中的數據,施月英手一揮:「啊那都假的啦!我們檢舉的,政府一間都沒有拆!」

政府的規劃是一套解決方式,卻追趕不上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農地工廠,甚至連環團主動檢舉,成效也不彰。施月英指出,2017年到2019年之間,彰化環團向地方政府檢舉4、5波違章工廠名單,每次檢舉約有9-12件,總計約40件違章工廠案件。

地方政府揚言要斷水斷電的工廠,仍舊原封不動,這也是施月英近期才得知的消息:「我們前陣子跟台電的工作人員瞭解才知道,我們檢舉的違章工廠,地方政府並沒有請台電人員去處理斷電,實際上完全沒有執行。」直到2019年再度檢舉兩波違章工廠,台電人員才真正接收到執行斷電等相關消息。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保護農地-拆除農地上新增違規工廠」行動方案執行進度平台,資料更新進度停留在前(2018)年12月24日。

施月英說:「政府都會對外說,環保團體檢舉的我們都會拆,但其實已拆除的名單裡沒有一家是我們檢舉的。」他透漏,尤其「環團檢舉」與「民眾檢舉」結果並不相同。環團檢舉時,可透過團體名義發函給政府單位,並要求政府單位「回函」,較能實際掌握案件情況。反觀一般民眾檢舉的案件,無法透過公文等實際文書資料進行後續追蹤,結果往往不了了之。

即便政府主動進行斷水斷電等工程,倘若廠商復電,往往也要民眾或環團再次檢舉,地方政府才會再度查核。更遑論檢舉前,環團及民眾必須密集蹲點拍照、錄影,詳實地記錄廠商排放廢氣等「污染事實」後,才有辦法檢舉。

同時,當民眾或環團向公部門提出檢舉證據,環保單位也必須到現場稽查,發現廠商確實有「污染事實」時,該項檢舉才算成立。施月英指出,有些廠商會算準環保單位前來稽查的時間,適時地關閉污染排放、或者關上廠房大門等,拒絕讓環保單位人員入內。

個人檢舉立場堅定不移   鄰里工廠觀望有疑
問起許文烽是否有鄰田作為違章工廠的經驗,他提到這段與遠房親戚「溝通」的過程。許文烽農田的隔壁,即是遠房親戚的農田。當時遠房親戚的兒子想要作為CNC車床加工工廠使用。他直接跟親戚表明:「我話先說在前面,你如果來蓋工廠,我一定檢舉到底!」

許文烽向親戚說明,若是為了居住需求、蓋農舍,那還沒關係,但如果為了蓋工廠,絕對只有檢舉一條路。他甚至跟親戚說明,假設《工輔法》修法通過,新蓋工廠絕對會在未來有其他檢舉風險,必須自己瞭解風險、審慎評估,否則工廠還沒蓋完就被周遭鄰居檢舉,絕對得不償失。

不只許文烽的遠房親戚被制止,其他農田的違章工廠業者也在觀望。鄰里間都知道許文烽常常在媒體上針對違章工廠議題發聲,也會透過許文烽的堂哥等親戚,來詢問是否能搭建工廠而不被檢舉,往往也是被許文烽拒絕。

「我遇到不同的個案我都會跟他們講,現在修法之後,新增的違章工廠是怎麼處理,有它一定的風險。反而是舊的違章工廠比較有機會申請合法化,我覺得哪個部分是他們可以做到的,都會跟他們說。」彷彿是鄰里間的法律守門人,許文烽不斷地向業者強調新增與舊式工廠在現行法律中的困境與衝突。

鄰里間都知道許文烽常常在媒體上針對違章工廠議題發聲,也會透過許文烽的堂哥等親戚,來詢問是否能搭建工廠而不被檢舉,往往也是被許文烽拒絕。

公部門長期怠惰   「落日條款」如何掌握?
約從2017年開始,為了因應政府部門的「即報即拆」決心,彰化環盟開始加入違章工廠議題,期待北彰化地區的污染能夠有效降低,無奈檢舉多次卻苦無成果,環團甚至需要不斷督促公部門是否落實執法。

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反而將檢舉的責任與風險轉嫁給環保團體,然而實際上彰化環盟檢舉的都是正在興建的違章工廠,而非在當地落腳多年、營運多時的農地工廠。公部門長年以來怠惰執法,即便目前《工輔法》納入「落日條款」,究竟能否有效落實仍令人懷疑。

「『落日條款』應該只是『不落日條款』啦!」面對工輔法修訂後所制定的20年落日期限,施月英認為必須就責於「執法」層面,尤其從過往的《區域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規,其實已涵蓋處理農地建築物等內容,但政府始終沒有嚴格執法,導致中央與地方政府到頭來即便宣示「即報即拆」、「斷水斷電」,也只是形同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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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輔法系列報導2】業者試圖合法走正路 《工輔法》讓業者走向窮途末路?

2020, January 24 - 13:46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綉翔公司董事長潘時達表示,約從2016年開始,地方上陸續有催促業者進行「臨時工廠登記」的聲浪。當時,綉翔負責人莊瑟屏要求潘時達參與相關說明會等活動。

尤其公司內部評估,其實綉翔廠內沒有危險器材或產品製程,潘時達認為「講究合法」也是不錯的選擇,一旦符合臨登規範,也能申請外籍勞工到廠內工作,對工廠本身而言也較有利。

潘時達提到,坊間有許多專門處理「臨時工廠登記」的業者,只要繳交10幾萬的代辦費用,他們會協助工廠業者跑公文、跑手續,應有盡有。除了代辦手續外,工廠業者也要自行負擔相關的費用,包括工廠附近的水質檢驗費用、消防設備費用,像是建立逃生指示燈、儲備水塔、消防箱、管線、消防廣播系統等。

即便如此,申請臨登的繁雜手續與費用也讓不少業者選擇放棄,以綉翔這種規模面積不大的工廠為例,當初為了符合臨登標準,花費約100多萬。

綉翔公司董事長潘時達指出,以綉翔這種規模面積不大的工廠為例,當初為了符合臨登標準,花費約100多萬。

「臨時工廠登記證五年一期,五年到期以後預計要輔導轉入工業區或是變成合法工廠,但這些其實都是政府在講啦,百姓一般都不知道啦!」潘時達表示,也有不少工廠業者認為臨登期限有可能不斷被展延,五年到期後政府未必能大刀闊斧解決工廠,屆時勢必會再展延或者有其他延續的方式。

潘時達強調,中小企業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基礎,尤其追本溯源與1970年代開始的家庭工廠政策相關,當時政府沒有進行控管,讓農地工廠就地合法,如今又要這些工廠業者如何相信進到工業區會發展得更好呢?

他提到,進入工業區後增加的管理費、排水費等成本,中小企業該如何承擔?再加上農地涵養水份等功能逐漸被經濟發展趨勢所取代,當政府開始對農地工廠踩煞車時,又有多少業者願意回頭,甚至還看得清前方的回頭路呢?

長年土地沉痾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施政效果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9年11月出版的《2019年中小企業白皮書》內容指出,2018 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為 146 萬 6,209 家,占全體企業 97.64%;同時,中小企業就業人數達 896 萬 5 千人,占全國就業人數 78.41%。

另外,中小企業銷售額為 12 兆6,245 億元,其中內銷額為 11 兆 1,716 億元,出口額為 1 兆 4,529 億元,成長率相比2017年的狀況,亦較 2017 年增加 2.15%。由上述資訊更可看出中小企業對台灣發展的重要與影響規模。

「如果政府確實執行下去,有多少人會沒飯吃?」潘時達指出,政府若沒有一整套的完整規劃,每間工廠背後所擔負的家戶責任實為龐大,一旦全面剷滅農地工廠,將有可能影響更多家庭。

談到《工輔法》最新修法結果中的「20年落日條款」,政府預計讓特定工廠登記證在20年後失效,並在失效前輔導工廠合法。潘時達認為屆時工廠只會變少不會變多,甚至會逐漸淘汰像綉翔這樣的「夕陽產業」。

「大家都講20年,20年還是沒辦法解決問題。你看工廠蓋成這樣,政府說要恢復土地原狀,你覺得有可能嗎?20年後可能這個傳統產業也會越來越落寞。」潘時達苦笑著說。

「特定工廠登記證」20年後失效   落日條款引領產業走向末路?

相較於過往的榮景,潘時達很清楚地瞭解,傳統產業的落日窮途並非《工輔法》修法或任何事件一朝一夕造成的。「像我們做喇叭的工廠,差不多全台灣只剩我們。如果製造喇叭管子的廠商不做了,說不定我們也沒辦法做。以前這個產業的餅很大,三、四家一起分,隨著時代變化越來越少廠商。」

潘時達提到,曾經因為訂不到喇叭管子的貨源,跟中國廠商叫貨,拿到貨之後反而要進行更多修補工作,得不償失。

「其實20年後會變成自然淘汰的問題,像我們這種產業本來有三、四家工廠,後來變三家、兩家,另外一家是我提供東西給他應付客人,他也沒有辦法生產。其實你如果認真講,目前就是剩一家而已。」產業結構的轉變也反映在人口下降的趨勢上,潘時達認為20年落日條款一旦實施,20年後真正會看到的是萎縮的傳統產業。

即便《工輔法》修法後確立低汙染工廠要在10年內申請納管、提出工廠改善計畫、完成環保、消防、水利等設備,藉以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證,並且在20年落日期限內完成土地及建物合法化等,邁向合法工廠,看似有一套相關規範。

但潘時達認為,以現階段《工輔法》第28之6條規範的內容來看,臨登業者可在2年內申請為特登,其實就是一種「就地合法」。

未來政府要如何輔導與轉型?潘時達指出,長年以來政府並沒有重視此一問題:「以前剛臨登的時候說5年內要輔導,你看政府有在輔導嗎?政府根本沒有解決問題。也沒有派人來工廠看看,而且你看幾千家工廠最後才幾家進去工業區,所以你說政府有沒有輔導?政府其實也是沒有辦法輔導,工廠實在是太多了。」

長年0輔導0執法  《工輔法》修法效力在哪裡?

廠商願不願意遵守是一回事,政府能否嚴格執法也是另一回事,潘時達說:「其實如果工廠明年要從臨登轉特登,本來應該是政府要來核對工廠的現況跟資料,但政府其實也知道這沒辦法實行,因為太多工廠了,10家工廠中有8家不守法,政府怎麼辦?所以這個都無解。」

潘時達認為,政權轉換與地方人情壓力也減緩了執法力道:「政府說不合法要斷水斷電,他們還有選票壓力,你覺得真的有做到斷水斷電嗎?要抓得很乾淨其實不可能。」再加上倘若20年落日條款實際生效,屆時的承辦人員能否全力稽查?仍是未知數。

「有的人在種田,但自己也在做工廠,所以我認為說《工輔法》對工廠的影響只是『可以納管』,至少政府知道有多少工廠。但你說政府可以發揮多少作用?這是可議的啦!政府可以給中小企業什麼?根本沒有輔導啊,也無從輔導啊。以前就沒有輔導,現在更不用講,這是不可能的事。」

潘時達說完對於《工輔法》願景的堪憂與疑慮後,一樣老神在在地沏了一壺茶,彷彿從家族開創綉翔起,就能預料到直到合法轉型之前,會先面臨產業凋零的景況。

訪談結束後,潘映寒帶著我們走訪綉翔廠區的每個角落,小小的縫紉機台上,潘映寒的伯母靠著昏黃的檯燈縫製著自行車比賽用旗幟。廠區的另一端角落,堆著滿滿的喇叭金屬零件。

再繞到廠房後方,放眼望去盡是一片結石纍纍的稻穗。採訪的當時雖然已入秋,中南部地區仍令人倍感炙熱,這一片稻田也是綉翔的資產之一,周遭沒有排放廢水的工廠,通風良好又不受廠房建築體影響,反映在稻米的健康生長狀態。

田園與生活共居,一直以來都是人們生活的想像,只是這個天平究竟在哪些環節裡搖擺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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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 【工輔法系列報導2】業者試圖合法走正路 《工輔法》讓業者走向窮途末路?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工輔法系列報導1】昔日台灣之光 今日違章工廠濫觴

2020, January 24 - 13:45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工廠管理輔導辦法》目的在於管理及輔導農地違章工廠,從2001年開始增修條文至近年。2018年4月,國民黨立委廖國棟突襲排審《工廠管理輔導法》,行政院也在2019年3月份提出「政院版草案」作為修法方向,立法院在6月份完成審查。

關於農地違章工廠的歷史可追溯至台灣早期經濟發展景況,一間農地違章工廠若要逐步邁向合法,必須脫離「未登記」狀態,並在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特定工廠登記證」之餘,搭配土地建物合法化、消防設備、污染程度等各式檢驗,全數符合才能真正取得「合法工廠」相關證件與資格。

究竟不斷修法的過程中,農地工廠業者如何看待此一議題?在地人如何面對生活周遭的污染?環保團體如何倡議與捍衛環境價值?經濟與環境的取捨究竟何者為優先?

公庫在2019年夏天開啟這份專題討論與追蹤,我們將視角從北部的抗議現場轉移到中南部地區,訪問目前取得「臨時工廠登記證」的綉翔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潘時達,以及綉翔企業二代潘映寒,瞭解農地違章工廠業者實際的狀況與想法。

同時,公庫也訪談了農業工作者許文烽、彰化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施月英、地球公民基金會專員吳其融、時任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律師郭鴻儀。我們試著從不同的面向切入,細細探究修法前到修法後究竟有哪些價值被忽略?哪些人的聲音被淹沒?

在一片稻田中,我們循著阡陌小路來到位於彰化縣線西鄉的農地工廠──綉翔企業有限公司。外觀看似一般民宅,但大門口旁的消防設備水塔過於明顯,讓我們更加確定這裡應該有點什麼東西。

綉翔由一棟主體建築、兩側鐵皮建築組成,占地約700多坪,其中做為家戶及工廠使用的面積共約為300多坪。馬路另一側以及綉翔廠房後方都是農田,就像一般農舍一樣,門口前有寬闊的停車場,映入我們眼簾的是辦公室門前一簍一簍的金屬零件。

辦公室電話聲不斷,這間坐落在彰化線西的農地工廠,總員工數不到10人,卻是台灣僅存的「喇叭」製造商。產品牆上掛滿各式品項,從遛狗繩、自行車比賽插旗、員工證吊繩、黃色小鴨玩偶等,所有與織品、塑料相關的物件,只要你下單、給得出規格與尺寸,都能在這間農地工廠大量產製。

綉翔公司是台灣僅存的「喇叭」製造商,產品牆上掛滿各式品項,包括:遛狗繩、自行車比賽插旗、員工證吊繩、黃色小鴨玩偶等。

農地工廠始自家庭工廠      塑造昔日台灣之光       

「之前我在比利時當交換學生的時候啊,就曾經在我Homestay的媽媽家看到我們家的產品。」從小跟著綉翔公司成長、童年也在家庭代工中渡過的潘映寒,一邊拿起辦公室裡的喇叭產品,一邊解說。

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印象中這款喇叭商品應該只有偶爾在市集或路邊的冰淇淋小販才看得到,一按下去會有長長兩聲「叭─噗─」的復古喇叭,原來是綉翔的產品之一。

從小跟著綉翔公司成長、童年也在家庭代工中渡過的潘映寒,一邊拿起辦公室裡的喇叭產品,一邊解說。

「我們家的產品都會在上面印綉翔的縮寫SY,很好辨認,我發現Homestay他們家的喇叭就是印我們家的商標!」潘映寒熟練地拿著喇叭展示品跟我們說明:「像這個喇叭,我們主要進行手工加工,把裡面的簧片彈開,空氣進去才會發出聲音。這些零件都是請其他廠商做的,喇叭的『球』也是請其他廠商開模具、灌橡膠。」為了避免在海運出口過程中生鏽,喇叭的其他金屬零件也必須先經過電鍍程序才能上色。

我們很好奇,究竟這些喇叭為什麼外銷到國外?現今台灣社會已不復存在的商品,在國外究竟有哪些商機?潘映寒說:「國外比較盛行騎腳踏車,他們就會裝這個,或是一些球賽也會拿這個去加油助陣,基本上國外家家戶戶應該都會有一支這種喇叭。」

潘映寒說:「我們家的產品都會在上面印綉翔的縮寫SY,很好辨認,我發現Homestay他們家的喇叭就是印我們家的商標!」

相比過往,國內對於喇叭產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即使如此,當我們來到綉翔的工廠參觀時,工廠門口或角落一隅滿山滿谷的金屬零件仍令我們吃驚。

潘映寒淡定地說:「以前不只是這樣而已喔,以前整個客廳地板都是這些零件,隨隨便便都可以弄出好幾十大箱的貨。」這些商品儼然成為更有代表性的台灣之光,然而到目前為止,全台大概僅剩綉翔製造此一商品。

潘映寒熟練地拿著喇叭產品跟我們說明:「像這個喇叭,我們主要進行手工加工,把裡面的簧片彈開,空氣進去才會發出聲音。這些零件都是請其他廠商做的,喇叭的『球』也是請其他廠商開模具、灌橡膠。」

1992年出生的潘映寒,從小生活、成長的環境與工廠息息相關。1972年,台灣省主席謝東閔推動「客廳即工廠」運動,鼓勵進行家庭代工,藉以擴大外銷、加速台灣經濟發展,這般歷史記憶存在每個人的生活經驗中。

當別家孩子過年在電視節目與歡樂逍遙中度過,潘映寒從小就知道,所謂的過年,就是跟著家裡織帶五金工廠,一起趕出貨的日子。

綉翔公司產品多樣,其中包括固定在嬰兒車、腳踏車的玩偶裝飾品。

從喇叭到旗桿、吊牌、塑料玩具等,所有大大小小的五金零件組裝都在這間家庭工廠完成。「印象中小時候過年很忙,要出這種旗桿,把兩片圖案合在一起,用瞬間膠去黏,然後放在模具裡面把它蓋起來,除夕夜真的是家庭工廠,全家都在做,做完再去吃我家牛排。」她曾經用身體力行的方式,見證當時的經濟奇蹟。

「剛好當時也是台灣經濟發展時期,國外有需求才做得起來。」潘映寒如數家珍地把產品牆上每一項產品拿下來解釋,包括狗項圈、馬繩、拐杖帶等,每一個產品中每一項細微零件,都有相對應的來源與加工程序,缺一不可。

潘映寒如數家珍地把產品牆上每一項產品拿下來解釋,包括狗項圈、馬繩、拐杖帶等,每一個產品中每一項細微零件,都有相對應的來源與加工程序。

潘映寒說:「做到最厲害的應該是殘障奧運的名牌帶,我們要去連絡織帶廠商,帶子印出來後送去印刷廠印圖案跟字,印完再回來我們這裡。我們再用手工人力去壓鐵扣,這真的都是手工加工,從包裝、鎖螺絲到處都是。」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經濟成長的現象確實一路從1972年開始不斷爬升,甚至在1973年、1974年間達到國內生產毛額(GDP)年增率33.84%。

到了1984年到1993年間,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大多維持在12%左右的成長幅度。這些經濟成長的脈絡與歷史,始於常民的日常工作累積,也始於鄉間農田土地的利用與轉換。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示,經濟成長的現象確實一路從1972年開始不斷爬升。

農地上的產業分工鏈   層層外包的污染

潘映寒的大伯、綉翔公司董事長潘時達熟練地泡起一壺又一壺熱茶,潘時達跟著綉翔從1984年打拼至今,他看盡中小企業的搬遷途徑與生存之道。

潘時達提到,綉翔在彰化市起家,當時也是利用家族住家旁邊的空地作為工廠。為了因應市場多元的產品需求與更大的工作場域,他們後來選擇搬遷到線西鄉,這塊依農田傍工廠的農地,只要客人傳產品圖片過來,能做到的他們都會願意做。

綉翔公司董事長潘時達從1984年打拼至今,他看盡中小企業的搬遷途徑與生存之道。

在這片農地中,以綉翔為中心點往四周放眼望去,同樣可見大大小小的工廠散落各處。綉翔約在2000年搬入線西鄉。當時《農業發展條例》修法通過,開放非農民身分者也可購買農地,大量農地工廠、農舍等建築遍地開花。

根據地球公民基金會調查資料顯示,2001年全台違章工廠數量共有59803家,違章工廠數量從2001年到2016年更是連年「成長」,每年新增近3000-7000家違章工廠。公部門究竟該如何斬草除根?仍是一大挑戰。

根據地球公民基金會調查資料顯示,違章工廠數量從2001年到2016年持續「成長」。

潘時達說:「其實這邊都是農業用地,你看蓋起來一定都是用『農舍』的名義下去做的。很多人的房子旁邊有另外一小間,那是什麼?那一小間有可能是工廠業者先蓋起來,等公部門審查完之後,業者再蓋工廠。先把可以通過審查的蓋起來,再偷偷蓋後面違建的部分。」

他坦言,農地變更為建地的程序非常繁瑣,必須符合內政部營建署相關規定,待地政人員現勘確認沒問題後,才可變更完成。公庫記者查詢網路上關於建設公司協助土地變更的資料後發現,普遍而言整套土地變更申請過程約需耗時1.5-2年左右。

為了節省成本,一棟又一棟的農地工廠出現在田園小路旁,甚至彼此之間進行產業分工,各司其職地做好一小部分的零件與工作。潘時達指出:「台灣最強的是『層次加工』,它跟『一條龍』生產方式不一樣。層次加工就是這個部份給誰做、那個部份給誰做,然後他們都會把東西送到我這裡來再作組合。所以這是層次加工,這到目前也是台灣很強的產業,中國大陸到現在還是跟不上。」

潘時達指出:「層次加工就是這個部份給誰做、那個部份給誰做,然後他們都會把東西送到我這裡來再作組合。」

尤其,層次加工的過程中將污染分散,例如金屬電鍍業者與染布廠業者產生的水污染,就停留在該一層次中,其他層次的加工業者無論是組裝電鍍零件,還是把染布組裝到旗幟上,都只是純粹的人工或機械「組裝」,不會再產生更嚴重的污染。

但也因為近年政府針對彰化一帶電鍍業者進行稽查,汙染降低的下場就是產業鏈的斷截。潘時達提到:「像我們曾經有過的經驗是,原本有固定跟電鍍業者合作,結果業者被檢舉,變成沒有原料,或者是環保署對電鍍業者的要求,也會轉嫁到產品的成本。」

綉翔公司產品模型。

【工輔法系列報導1】昔日台灣之光   今日違章工廠濫觴

【工輔法系列報導2】業者試圖合法走正路   《工輔法》讓業者走向窮途末路?

【工輔法系列報導3】過往農村榮景   當今污染殘景

【工輔法系列報導4】產業發展困境   環團都能懂

【工輔法系列報導5】修法後的省思與監督   社會大眾的土地利用想像是什麼?

【工輔法系列報導6】在「選擇」與「解決」之間   我看見他們如何面對工輔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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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18年的團圓飯—謝志宏:2020年,祝大家新年快樂!

2020, January 24 - 12:08

文/羅禮涵(廢死聯盟執行秘書)

2020年,今年的過年來得很早,一月底就要進入農曆年了。隨著年紀的增長,每年對於新年的到來也漸漸感到稀鬆平常,甚至還有些對於大掃除的再次到來感到厭倦和抗拒。農曆年之於我從來不是一個新鮮或值得期待的事,反倒又被逼著再次檢視這一年的所得所獲,以及尚未完成的事。

但這一年對謝志宏來說,應該有些不一樣。謝志宏在2019年成功開啟再審,終結18年的監所生活。也就是說,今年是相隔18年後,他再一次回家過年。在一次聊天中,我問起謝志宏今年過年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他只是淡淡的說他們家沒有出遠門的計畫,應該只會和家人一起在家圍爐、打電動,一切從簡。

「以前在監所時也不是沒有想過,若有一天我真的有幸可以出來過年時,我要怎麼過。但今年真的出來了,反倒覺得待在家就好、簡單就好。」

謝志宏和我分享,自己年輕時是個很愛往外面跑的人,過年過節更是追求熱鬧。但現在的他反而不太愛出門,只求平淡和安穩、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就好。今年的過年,能和媽媽、哥哥、嫂嫂,還有三位姪女一起團圓在家,就是這18年來夢寐以求的幸福了。

過去在監所的過年大多都是這樣過的:在裡面還是有機會添購年貨,就跟外面年貨大街賣的東西差不多,堅果、蝦餅等等。有時候會舉辦一些簡單的團康活動,讓裡面也有一絲絲熱鬧的氛圍。再來能夠期待的就是面對面懇親吧!「我的家人通常都會報名懇親。但一方面期待見到他們,一方面也會很不捨,要讓他們舟車勞頓前來,辦理一次又一次繁雜的手續,只為見我一面。」謝志宏的話語間透露出滿滿的無奈和愧疚。家人一直是他在監所時最重要的力量,但在監所的這18年來,他總會想著能出來的機會是不是越來越渺茫,自己又要這樣讓家人為他奔波多久?

出來過年的第一年,他只想留下更多和家人相處的機會。這次他們的團圓不再受兩小時懇親的時間限制,也無需再杵在那條長長的走廊上,而是在自己的家,既陌生又熟悉的家。那些還在監所時,曾多次刻畫想像出的過年情節,要有多少朋友相聚、多少燈火輝煌,早已悄然被打破。

「2020年,祝大家新年快樂。」當我和謝志宏分享我用電腦嘗試畫了一個他,打算作為這篇文章的附圖。他則親筆寫下「新年快樂」傳給我,問我是不是能放在圖上作為他要給大家的祝福。

我也要祝你新年快樂,阿宏。希望2020為你開啟一個好的一年,希望你接下來的開庭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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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與政治的距離

2020, January 24 - 08:59

文 / 喬瑟芬(基督徒、性別平權運動倡議者、姝文創共同創辦人)

對新政治的期許,已是年輕世代的共識。

2016以來,不少太陽花世代青年決定投入政治工作,抱著進廚房就不要怕熱的決心,加入民進黨或直接進入公部門,以親身參與,希望能推動政治的改變。2018地方大選後,有更多曾經的「覺醒世代」懷著亡國感的焦慮,放下過去體制外批評的角色,直接投身其中。

三年多來,陸續聽到幾位加入體制的朋友,分享自己的領悟和體會。有些深入公部門,釐清公部門文化如何阻礙改革,使公務人員以「不犯錯、不找事」為最高指導原則;有些則苦口婆心勸告過去的社運夥伴們:改革不一定要靠抗爭、發動輿論或街頭運動,不一定得從外部造成執政者壓力,有時候在看不見的地方溝通、默默耕耘,才是把事情做好的辦法,外部力量一旦調控不好,裡面有心的人也很難做事。正因為認識、了解他們的為人,我相信他們每一個都是從經驗中發自肺腑之言,然而,我對這種新的「共識」,不免感到憂慮。

這類建言,往往太過理想化台灣現行的政治與社會分工,有將責任錯誤歸疚於社運工作者的危險,同時也忽略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獨特的歷史進程,讓現存的窠臼被合理化,讓應從政治人物手中被釋出的角色與資源,被當作「把事情做好的藝術」,甚至視為應被保留、學習的「技藝」。就算握有這種權力的人心存善念、一心為民服務,但只要是人,就有人的限制存在,何況民主的核心信念正是奠基於對權力者的不信任上,若連這個立基點都放棄了,也無須奢言什麼民主的深化了。

當然,那種「為了抗中保台大家都不要鬧」、「社運團體欠民進黨一個報恩」連民主ABC的概念都不具備的,在此就不費神討論了,我只想聚焦在:到底什麼是社會運動?社運團體在民主社會裡該站在什麼位置?小黨是不是在用「社運方式」做政治?若小黨不這樣做,還能做什麼?

缺失的環節:專業政治工作者與遊說團體

首先,在民主制度的分工下,社會運動就是社會運動,政治現實並不是他們有義務要去考慮的,也不是他們首要回應的對象。社會運動存在的意義,是發出不滿、讓執政者聽見,然後讓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去解決問題。

在比較成熟、專業分工下的民主國家,會有一群熟悉現行法律條文、了解國會生態的政治工作者,將民間對改革的期待,從一個觀念(例如防止全球暖化惡化),化為實際可行的政策與法案(生產排碳限制、碳稅),因應資訊發達的時代,他們也需要將這個過程整理成簡單易懂的資訊,爭取更多選民或相關團體的支持,好讓政治人物據此來選擇,這就是政治遊說。

專業政治遊說是台灣在民主進程中,目前仍缺乏的一個環節。政治遊說是一門非常複雜、具高度專業性的工作,往往由熟悉各領域的專業人士和律師組成,他們與社會運動團體是夥伴或僱佣關係,由社運組織面向大眾、動員群眾對執政者發聲、形成壓力,並以理念募集款項,再委託給這類專業遊說者,透過他們對政府職能、現行法條利弊、議事規則等非常細緻的了解,成為中間實質的推動者與談判者。在老牌民主國家,即使強大如教師工會、卡車司機工會,去跟政府談判時,也會聘用專業政治工作者和律師居中,避免這種對撞,好達成合理的協商。

台灣的民主要進一步深化、健全,恐怕有一部份有賴這個環節是否能被發展出來。首先,過去政治協商的發動權,往往握在政府機關或國會中特定職務手中,例如黨團總召、黨鞭、發言人、國會議長等,將政治協商完全交付在這些人手裡,等於允許他們球員身兼裁判,永遠沒有公平球賽可言,也造就這些職位擁有許多不應該的權力,畢竟掌握關鍵人脈,知道勒索哪些人情、交換哪些利益的政治人物,也將左右整個黨團,甚至對自己同黨的行政權使絆。

專業遊說團體的存在,可將上述的特殊權力,從少數政治人物手上分散出來,國會裡不再有萬能「喬王」,雖然政治人物只要在一個領域深耕,仍可左右該領域法案的生死,但至少權力是分散的,不是所有法案都必須看那幾個人的臉色。再者,這類政治工作者的存在,也能彌補體制內因為角色劃分或視野的限制,讓政策的制定更「接地氣」,不再生產一堆讓基層公務人員翻白眼、一般人民陽奉陰違的法條。

在專業分工下,遊說者並非政策直接的利益關係人,有讓社運團體和執政者可以共同信任的基礎,畢竟體制內握有權力者直接說「這個辦不到」,兩方在談判桌上就直接對撞了,這不是什麼「讓不透明溝通管道繼續存在、營造私下誠懇對話空間」就能解決的,雙方本就有各自的角色與壓力,無視這個現實,既解決不了問題,也是再次將責任歸疚於其實並不具有實質政治權力的社運團體,卻輕輕放過了體制本身的問題,放過了政黨有義務實踐自身承諾的責任。

社運團體不應承受之重

台灣的民主很年輕,還未發展出政治工作的高度專業化,加上過去多數進步改革的進程,都是由台灣較有專業資源的運動團體,與願意協力的國會議員共同努力推動的,比如婦女新知、台灣勞工陣線等,加上這類法案一直也有一個要等到「民間團體版」的慣例,成長於這個進程中的我們,似乎也認為社運團體跟體制合作是理所當然,所以必須跟這些做社會運動者「喊話」。不,不該是如此。

過去,社運團體與政黨的合作之所以順利、並且仍有抗爭性質,除了民進黨本就是誕生於同源的黨外運動外,也因為民進黨一直是在野黨,即使陳水扁執政時期,在國會也無法單獨推動任何法案,這種合作當然具有意義。但2016年以後,情況大大不同了,民進黨完成完全執政的目標,如果社運團體再繼續像過往那樣配合,就失去它的自主性,也辜負了它的角色職能。

並非每個社運工作者都不懂得體諒體制內在努力的人員,不願理解體制內的困難,也不是社運工作者「不想把事做好」,而是我們的位置再也不同了。雖然坐在這些位置的人們可能根本沒意識到,或覺得自己也很委屈、講話也沒人聽,但可以繼續當烏鴉、對別人見不到的人發訊息、提意見,本身已是一種權力,不論是黨職、公職、幕僚或競選團隊,都必須跟執政黨共同承擔政治責任。

讓人委屈的,是體制的陋習與文化,而不是公民團體的抗爭;當然在情感上,誰都會因為不被過去的戰友夥伴體諒、理解感到難過,甚至不爽,但在倫理上,我們還是要清楚各自的位置與角色,而非把自身的情緒和期待,當作「政治該怎麼做」的原則。

再者,不是每個運動或抗爭都有能直接和政府上談判桌的專業資源作為後盾,比如國道收費員,即使有社運工作者協助,但他們背後沒有婦運那樣熟悉立法運作與人脈的團體,只能用肉身抗爭,若被放在一起一概而論是不公平的。另外,像婚姻平權團體同時身兼抗爭者,要負責動員社群支持,又必須跑國會遊說,必然是兩面不討好的,將「必須務實、有政治現實感」的要求直接套在他們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即便婚權團體不少工作者曾有立院助理、競選幕僚等歷練,卻也肩負著捐款人與同志社群的託付,無法自作主張在政治協商中主動妥協,這是有違運動倫理的。

揮別歷史情境、往健全分工發展

雖說過去幾年,問題的關鍵是執政黨在執行自己提出政見時的進退失據,但不代表社會運動團體這邊就沒有需要反思的功課,其中最大的一個課題,或許就是社會倡議抗爭,和推動立法遊說之間,是否應該開始分工了?如果繼續合體,面對民進黨可能長期執政時,如何避免彼此都被過去的人情牽絆?具有專業資源和指標意義的老牌社運團體,是否應考慮轉型或分支出政治遊說組織,讓社會運動維持它的純粹性、如實反應民間的聲音,繼續毫不妥協的作為執政者的提醒與防腐劑,也讓政治協商工作成為新的專業,接受抗爭團體或政府機關的委託,作為中介者,去協商並達成一個可行方案?

以環團而言,地球公民、綠盟都是老牌團體了,未來是否仍只有「在民間抗爭 vs. 入黨入閣」的二分選擇?若結合環境法律人協會等專業資源,是否有可能形成一個新的、同時具有環境知識與法律專業的遊說團隊,將社會運動與推動立法分開?好比上次大選後,環團與綠黨開始分道,或如婚姻平權大平台,在748施行法通過後開始改組,將更專注在立法遊說上,這都是好的發展方向。

這樣的分工,也是下一個社運世代必須一起思考的議題。而誰最適合去開拓目前所缺的這一塊呢?正是在體制內待過後,對社運提出建言的這些朋友們。如果台灣能發展出專業政治遊說產業,才能把過去在各種喬王手裡累積的不當權力釋出,不讓那些掌握關鍵人脈的政治人物繼續以此謀利。

當然,我們同時也必須記取老牌民主國家的教訓,對政治獻金、政治遊說都需要有更完整的監督機制,否則,擁有雄厚資本的利益團體,隨時可以買下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與法條。以美國為例,政治遊說已是我們難以想像的高度專業分工,卻也因為進入門檻太高、所費不貲,許多政治遊說團體淪為財團圖利自身的工具,背棄了原本的職能,也造成選民與政府體制更深的對立。

什麼是「社運模式」?社運模式有什麼問題?

近年輿論常見一種對小黨的批評是「用做社運的方式在做政治」,多半針對時代力量。自我揭露一下,我沒有投過該政黨一票,從不是該黨支持者,多數時候,我認為他們搏取社會注意力和突顯問題的手段非常不聰明,難以被理解為對執政者有意義的監督,也不利自身理念的傳播,但「做社運」沒有什麼好笑的,不該被如此貶抑,更不該被當作一個具負面意義的語詞。

台灣現行的制度下,總統所屬的政黨若無法過半,容易造成施政的不穩定,加上選制和選區劃分非常不利小黨,其弊端已有許多學者探討,此處就不墜述。現實是,只要不修憲、不改選制、立院席次不增加,想要讓政治穩定發展,就只能往兩黨制走,無法出現具有意義的第三勢力。換言之,第二名以後的政黨,除了極盡所能「吸眼球」外,在體制內能用的工具並不太多,即使用程序或議事技巧來突出問題,結果可能還是被大黨碾壓;小黨的空間與現實如此,而且正因為價值較接近,就算短期能夠配合,時間一久,終究會回到競爭者的位置,為了突圍,會採取比較激烈的手段也不足為奇。

當然,作為擁有國會席次的政黨,仍屬於整個體制的一部份,相較於一般公民,小黨手上仍具有體制所賦予的權力,更應該加強作為「專業政治工作者」的職能,以負責任的態度面對政治協商。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下,只要不是民粹型、為特定政治人物做附庸的小黨,雖仍限制重重,但至少可以先承擔起目前台灣所缺的專業政治遊說的環節,作為民間社會運動與執政者的中介,用表現來說服選民:新政治是可行的,而台灣民主準備進入下個階段,各路喬王可以退休了。

我們仍然記得「不忘初衷」的誓言嗎?

在教會界有個試金石叫「WWJD」(What would Jesus do),每當如此自問,就有機會擺脫教義和種種人性限制,回歸信仰本質。我們每隔一段時間,也必須重複問自己:此刻所說、所主張的,是否仍是一樣的?對政治、對社會運動和抗爭,是否仍有一樣的標準,或者,我們不知不覺合理化了自己的種種位移?這種位移對民進黨的長遠發展會是有利的嗎?對深化民主是有所幫助的嗎?

為了「抗中保台」的動員戰,在選前我們都放下許多,妥協許多,忍耐許多。即使打贏一場選戰,但中共並不會因此就放鬆對民主社會的攻擊力道,那麼,到底什麼才會是「適合的社運時刻」?什麼時候我們才可以好好辯論價值本身,而不是「這樣是否會傷害民進黨」?

因為恐懼被極權併吞,已讓我們在無形中,對自己與他人複製了各種審查、各種自主的禁聲效果,我們還未被極權統治,卻已難以自拔的活在陰影之下。如果要等到中國威脅消除、台灣獨立正名制憲(不管你偏好哪一種路徑),我們所得到的,又會是一個怎樣的民主、怎樣的國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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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徵收農地開發工業區? 甜心牧場籲台南市府另覓他址

2020, January 24 - 00:28

文/徐紫珊(台南甜心牧場負責人、百大青農)

正本:台南市市長室、台南市政府經發局 台南市政府農業局、台南市政府環保局、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立法院游錫堃委員辦公室、立法院陳亭妃委員辦公室、立法院王定宇委員辦公室、立法院陳椒華委員辦公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委辦公室、行政院環保署、有機農業推動中心

主旨:
台南甜心有機牧場所承租台糖之北沙崙農場(另稱港墘農場)農場七公頃有機農田耕作。台南市政府有意徵收港墘農場開發為工業區,過程涉及侵犯本牧場法定權利,敬請協助維護本牧場權益。

說明:
一、個人簡介

本人百大青農徐紫珊,為甜心牧場負責人,從事有機農業七年,今年35歲。於民國108年依台糖輔導青農專案承租北沙崙農場(另稱港墘農場),地號:台南市仁德區港墘段914號與917號兩筆土地,計7公頃,(場址如附件七),作為有機耕作,耕作內容為稀有有機飼料玉米及有機燕麥苜蓿田,及各項有機作物作為 有機畜牧(雞、豬、羊等)飼料來源,以上飼料必須國產自種,無法外購進口取得,目前耕作順利,亦克服秋行軍蟲危害。

本人是第四屆百大青農,由台大林美峰教授及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長陳嘉昇等知名專家學者及農委會水保局輔導返鄉青農,從事有機畜產及芻料作業超過7年,本人百大青農兩年輔導期間,獲得
一、有機雞蛋驗證
二、有機雞肉驗證
三、有機豬飼養驗證中,有機羊鹿芻料已種植完成,土壤已取得有機轉型期驗證。

二、目前與台南市政府爭執現況陳述

109 年 1 月 10 日,台南市經濟發展局發文給台糖公司,意旨選址及徵收台南仁德-港墘農場作為生產製造工業區用地。
109 年 1 月 17 日本人才被告知所承租之台糖農地即將被徵收。
109 年 1 月 20 日假仁德區公所舉行勘址會議,本人權益受損最為嚴重,竟被未受邀表達意見,經本人至現場拉白布條抗議,使得被同意進入與會。

會中,台南市經發局於反對意見及場域不佳的現況資訊完全予以隱瞞,全未在會中表達,意圖營造台南市政府各局科室對選定此場址作為工業區無反對意見,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本人承租台糖土地租期受有機農業促進法第7條第三項:「有機農產品經營者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其土地租期應給予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之保障,不受國有財產法第四十三條有關租期之限制」,然而全場所有台南市經發局以及各局科室與會官員,全然不知有機農業促進法以及此法對本人的保障,會中,台南市經發局只著眼台糖與本人所簽訂租約只有兩年約,意即民國 110 年 4 月 1 日到期。台糖對於有機農地租約內規是 2年-2年-5年-5年,總共租期 14年保障的簽約方式,本人如被台南市政府強行徵收農地,是完全違法,此點請全力協助,保障本人權益為上,請工業區另覓他址,而非有機農業退讓。

第二、該場域 99 公頃,台南市政府將全面徵收,場域內有 59 公頃保育林地,為保育類動物環頸雉、大冠鷲、特有螢火蟲⋯⋯等等保育類動物棲息地,生態豐富,會中,此資訊被刻意忽略,環保局及農業局相關官員未提及此事,且依開發案內容,此 59 公頃將以非原生種名義剷除,其實所有樹種皆是當時台南縣政府陳唐山指示台南縣苗圃無償提供,每株皆應為原生種,如果台南市政府有意球員兼裁判,所有樹種將被認定為非原生種剷除,破壞棲息地,雖有利開發,但是全部違法,請保護林地、保護土地,阻止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開發。

第三、該場域 99 公頃,幾乎 50 公頃屬水患嚴重區域,107 年 823 水災水淹 50 公頃,水深處 2-3 米,水淹 7 日才漸漸消去,小水患不斷。會中,水利局相關官員未提及此資訊,經發局有意全然忽略,至為可怕,本人為此地耕作農夫最為清楚水患情形,耕作計畫皆以避開水患之作業內容,109 年 1 月 20 日經發局官員至現場會勘時,經我提點,仍不相信,再次詢問台糖人員才證實此事,水患區不適合做為工業區場址,請 經發局另覓他址。

第四,本人信賴國家農業政策,於有機農業促進法租期保障 10 年以上 20 年以下之鼓勵,大筆舉債投入資金養地、規劃有機農地生產及貸款購買大型農機,種植有機飼料作為有機畜牧飼料來源,同時開發三個有機牧場,及有機畜產、有機屠宰分切驗證,通路開發,研究技術研發、品種技轉金支付等等,7 年來投入金額達數千萬,而有機飼料是有機畜牧產業之基石,一旦有機農地被徵收開發,沒有有機飼料,有機畜牧產業鏈隨之崩解,這是台南市農業界的最大損失,本人所有心血將化為烏有,將面臨破產,血本無歸、負債累累之窘境,被迫離農。

三、因應之道與解決辦法

一、依據有機農業促進法第 7 條第 3 項:「有機農產品經營者承租公有土地或國營事業土地,其土地租期應給予十年以上二十年以下之租期保障」,請協助確保本人與台糖有機農地租約租期,避免日後台南市政府對本人租期保障有認定紛爭,促使台南市政府另覓他址。

二、依有機農業促進法第 6 條第 2 項:「公有土地或 國營事業土地可供農業使用者,應優先設置有機農業促進區」如未開發成工業區,請協助,將此場址推動 規劃為有機畜牧專業促進區,成為亞洲之先驅,我等青農們人才及技術皆已完備,可迅速完成此目標,回饋鄉親之期待。

三、此時為勘址決策進行之緊急時刻,請盡快協助促使台南市政府另覓他址,避免違法開發,本人十分擔憂台南市政府選址程序決策強行通過後,將全然忽略 本人之權益。

四、附件

一、有機農地證書(地號:台南市仁德區港墘段 914 號與 917 號)
二、甜心畜牧場有機雞蛋證書
三、甜心畜牧場第二分場,有機雞蛋有機雞肉審議驗證通過公文,(有機證書合約簽訂中)
四、甜心畜牧場牧場登記
五、甜心畜牧場第二分場牧場登記
六、甜心畜牧場第三分場有機豬牧場容許使用同意書
七、徵收圖如附圖

陳情人:甜心畜牧場負責人徐紫珊
甜心牧場登記字號:121386 號
甜心畜牧場第二分場字號:221900 號
場址:台南市歸仁區光明街 86 巷 216 號
中華民國 109年 1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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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428反核四靜坐驅離事件國賠訴訟一審宣判

2020, January 22 - 23:49

文/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警方違法使用水砲車驅離一審判賠!

集會自由保障需要警械使用SOP透明化並落實!

103年4月28日凌晨,於忠孝西路靜坐表達反核訴求的民眾,遭到警方以不法暴力及高壓水砲車等方式驅離,其中,有15名受到身體或財產損害的民眾,對臺北市政府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提出國賠請求。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庭今日就此事件進行一審宣判。判決結果臺北市政府應賠償共12名原告共約42萬元,北市警局則要賠償其中一名原告財產損害3萬4千元。義務律師團對於大部分原告能夠獲得國家賠償表示欣慰。

103年4月27日的集會,是人民自發,在政府持續對於反核訴求沒有正面回應前的和平靜坐活動,原告等人在和平、理性表達訴求之情況下,竟然遭到國家暴力之不法侵害。而此,乃時任臺北市長郝龍斌之下命。郝市長於當日23時許召開記者會,強調將「不計用任何方法,明早讓台北市交通恢復正常」,在此限時驅離指令下,市警局開始強制驅離。

律師團主張國賠的層次有二,首先,警方的驅離,因解散命令根本並非由分局長所做成,有違程序正義,本身即已侵害人民集會的自由。再者,驅離之手段也因實質上違反比例原則而顯屬不法。在優勢警力下,警方包圍和平靜坐的民眾後,直接出動水砲車,並以強力水柱向人體重要部位直射,其衝擊之強大力道,造成部分原告背部、臀部有大片瘀青、挫傷甚至血尿,另有原告因受水砲車衝擊而好幾天內臟翻攪、感到噁心,身心皆受相當重大傷害。

更諷刺的是,透過法院調查才知道,警方使用水砲車如此危險的警械的當下,我國尚未訂定任何使用水砲車的相關規範。由此可知,本件強制驅離的違法,不能僅以個別警員處理失當來理解,而勢必從市政府、市警局處理規範制度上的欠缺來究責,並要求行政機關負起一定的責任。

實際上,本件驅離事件發生,僅僅發生在「324行政院暴力驅離事件」一個多月後,殷鑑不遠,政府面對人民上街表達訴求的處理,卻沒有在一次次經驗中檢討改進,而是一次次地背離民主自由國家保障集會自由的精神。

在政治權利的光譜上,政府害怕集會甚至多於害怕人民單純發表言論,因為集會除了是言論的展現外,更是集體意見的表達,而透過這樣集體意見的表達,造成對政府的不便與壓力,正是沒有權力的人民用以傳達意志的方式,也是確保民主政治不會失靈的最大關鍵。因此,台北市政府為了交通順暢而暴力驅離和平集會的民眾,並不只是政府在權利的衡平上面有所失當,而是完全抹滅了集會自由本身的功能與價值。

律師團感謝法院願意發揮司法在行政濫權時制衡與究責的功能。我們也要特別強調,這樣的判決,並不會讓基層員警無所適從,反而是,建立透明且能夠落實的執法SOP,才能避免基層員警在高層下達指令的壓力下,做出違法的行動。我們呼籲市政府、市警局虛心賠償、放棄上訴,並從本件經驗中更理解警械使用之界線,在未來的街頭陳抗事件中,不再把人民當作敵人,而使用違反人權、戕害集會自由的方式驅離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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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捐款徵信-公庫就像一雙白目的眼睛

2020, January 22 - 21:26

讀者推薦 文/農村武裝青年阿達

公庫就像一雙白目的眼睛,不畏強權、不譁眾取寵,沒有背後的利益結構,無需向任何權力低頭。特別在冷門議題上的認真追究,帶給我們更多被遺漏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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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庫像一雙白目的眼睛(笑)圖為12/15南部反空汙大遊行

【十二月工作報告】

→遠航停飛風波←
2019.12.12 遠航無預警宣布停飛 副總黃育祺:今早才知
2019.12.13 遠航停飛烏龍一場?勞團籲政府保障消費者與勞工權益

→選前盤點各政策←
2019.12.10 爸媽站出來!民團要求總統候選人好好照顧下一代
2019.12.11 清潔人員籲蔡英文簽署三承諾 身分、安全、會務假缺一不可
2019.12.20工鬥復出批勞工政策缺席選舉 提七訴求要全台候選人回答
2019.12.30 環團痛批韓國瑜能源政策 只有煽動式口號與假資訊

→監督高教公產←
2019.12.12 永達停辦5年花數億校產 教職員要討欠薪
2019.12.23 南藝大師生監督校長詹景裕濫權 教育部組專案小組查證

→爭勞權←
2019.12.26 過年前台電大資遣? 勞團籲政府保障200多名派遣員工作權
2019.12.17 勞動部座談會檢討長榮罷工 工會回問:何時改善勞動三法
2019.12.08 廢除私人仲介才能改革剝削 移工遊行要政府對政府直聘勞工
2019.12.06 釋字785號要政府改善警消勞權 基層公務員盼候選人們面對
2019.12.05 台北車站員工短缺54人 基層員工身心俱疲盼人力充足
2019.12.01 700人上街護勞權 郵政人員:待遇平等不能再等

→關注空氣、水與土地←
2019.12.17 宜蘭千歲團護水源反開礦 環團向礦務局遞交四萬人連署書
2019.12.15 2019南部反空污大遊行 五大訴求爭取呼吸平權
2019.12.14 新竹豆腐岩百人排字爭好水 籲政府速落實飲排、灌排分離

《公庫專訪》
《回不了家的聖誕節》中國流亡基督徒專訪

《公庫電子報》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公民行動電子報第147期
孤單,但不孤獨|公民行動電子報第148期

《管見新聞》
台糖嘉義農場除草劑 疑影響鄰近鳳梨田 20191222
王婉諭:見警率難解決問題 應從家庭建社安網 20191215
兒福聯盟3.7億購買新辦公室 引爆退捐潮 20191208
港區議會選舉 被視為不滿港府大反撲 20191201

《燦爛時光會客室》
第244集:小人物的《狂飆一夢》街頭民主運動中的基層臉譜
第245集:勞權妨礙創新?外送員勞資爭議如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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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民行動紀錄協會2019年12月份財務收支】

分類 項目 說明 支出 收入 收入 單筆捐款 51300 定時定額 105443 授權金 碧歐斯文化創意公司 1200 帳戶利息 161 人事費 薪資 編採團隊 109,845 勞保費 8,856 健保費 4,391 雇主提撥勞退 6,764 會計顧問費 含文具申報費用 6000 水電費 水費 72 租賦費 5,500 行政手續費 跨行轉帳手續費 15 郵政劃撥手續費 15 信用卡中心手續費 775 藍新科技手續費 2,762 伺服器維護費 1,124 網路使用費 447 郵資 441 旅運費 2755 小計 149,762 158104 結餘 8,342

台灣公民行動紀錄協會2019年12月份帳戶餘額

台灣銀行:248,998 元(含提撥基金150,000元)

中華郵政:761元(郵撥帳戶36 元、郵局725元)
藍新(原智付通):220,976元
零用現金:5,607元

2019年12月份捐款徵信

單筆捐款:黃O英3000、林O慧3000、陳O婷500、賴O吟500、捐贈發票中獎1200、高O修500、來座談的林老師5000、kcy 3000、簡O書2000、陳O宥100、洪O玲2000、公庫之友A 2000、汪O珮10000、吳O倫500、蔡O均5000、公庫之友B 1000、許O甄1000、公庫之友C 1000、李O儒1000、吳O仁5000、新OO音工作室 1000、公庫之友D 1000、陳O村1000、施O超1000

定期定額:Eric Syuu 200、Jena 200、Tung O Qing 1000、公庫之友二十一號 200、公庫之友二十二號 1000、公庫之友二十四號 500、公庫之友二十號 500、公庫之友二號 200、公庫之友三十七 300、公庫之友三十九 500、公庫之友三十八 500、公庫之友三十五號 300、公庫之友三十六 500、公庫之友五十 300、公庫之友五十一 200、公庫之友五十七 500、公庫之友五十九 1,000、公庫之友五十二 300、公庫之友五十八 200、公庫之友五十五 200、公庫之友五十六 300、公庫之友五十四 500、公庫之友六十 200、公庫之友六十一 100、公庫之友六十二 200、公庫之友六十三 200、公庫之友六十五 300、公庫之友六十六 200、公庫之友六十四 200、公庫之友四十一 500、公庫之友四十七 200、公庫之友四十九 200、公庫之友四十三 200、公庫之友四十六 200、公庫之友四十四 200、公庫四十號 500、方O萱 1000、王O安 500、王O荃 200、王O菁 400、王O瑋 500、王O鈺 300、王O瑾 300、王O璋 1000、王O齡 200、古O薰 200、何O 300、何O安 3000、何O幸 500、何O輝 500、余O儒 200、吳O如 500、吳O牧 300、吳O珈 400、吳O棻 500、吳O華 300、吳O慧 1000、吳O毅 1000、吳O澄 500、吳O諭 200、吳O纓 1000、吳自 700、呂O耘 300、呂O瑜 300、宋O儀 500、巫O頤 500、李O忠 500、李O怡 500、李O欣 500、李O持 100、李O柱 1000、李O庭 100、李O軒 500、李O婷 300、杜O瑜 1000、沈O慧 200、周O任 200、周O羽 200、周O羽 200、周O彥 1000、周O修 200、林O弘 1000、林O伊 200、林O君 200、林O宏 300、林O怡 500、林O昇 500、林O修 100、林O婷 200、林O萱 100、林O甄 500、林O誼 200、林O寰 300、林O霞 1000、邱O川 500、邱O妹 500、邱O棠 100、邱O雯 50、邱O瑄 200、阿猴 300、姜O如 500、施O文 1000、施O文 300、施O翔 300、柯O庸 500、洪O育 200、洪O偉 200、洪O瑩 300、胡O蘋 1000、凌O爵 1000、唐O哲 1000、徐O德 666、翁O思 1000、高O貞 500、高O智 500、高O隆 200、高O誠 1000、張O芬 200、張O玲 500、張O媚 500、張O媛 200、張O晴 1,000、張O綸 200、張O豪 500、張吳記有限公司 100、莊O駿 1000、許O川 3000、許O芳 200、許O義 200、許O甄 200、許O綾 200、郭O伊 100、郭O佳 500、郭O昕 500、郭O芸 500、郭O雁 200、郭O齊 300、郭O薇 200、陳O山 200、陳O合 200、陳O佑 500、陳O孝 500、陳O杏 500、陳O芳 1000、陳O玲 500、陳O美 200、陳O庭 300、陳O甄 500、陳O綸 300、陳O慧 500、陳O儒 300、陳O臻 200、陳O靜 300、陳O龍 500、麥O茹 200、彭O恩 300、曾O玲 200、曾O傑 200、曾O瑋 500、湯O恬 200、湯O翔 200、黃O玉 300、黃O如 300、黃O君 500、黃O芬 200、黃O淳 300、黃O傑 500、黃O傑 800、黃O揚 500、黃O斌 300、黃O智 200、黃O琳 300、黃O菁 300、黃O超 300、黃O鈞 1,000、黃O新 500、黃O義 500、楊O仁 500、楊O羽 777、楊O君 500、楊O崑 500、楊O翰 200、楊O臻 200、楊O麗 1000、楊O蘭 200、葉O君 1000、葉O宏 500、葉O華 500、詹O貴 500、鄒O軒 500、管O祥 2000、趙O喬 300、劉O君 200、劉O宜 500、劉O怡 1000、劉O倫 500、劉O揚 300、劉O豪 500、劉O德 1000、劉O蕙 500、劉O龍 1000、蔡O君 100、蔡O慧 1000、鄧O聖 1000、鄭O彥 200、鄭O恩 200、鄭O格 1000、盧O遠 500、蕭O芳 300、蕭O苓 200、蕭O善 300、賴O涵 200、遲O昌 300、謝O哲 500、謝O穎 500、謝O龍 1000、簡O哲 300、藍O雅 1000、顏O柔 200、魏O 1000、魏O陽 500、魏O慧 200、羅O如 450、譚O瑛 200、蘇O涵 200、蘇O智 200、顧O珍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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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立法院凍結eID部分預算:台權會籲內政部勿躁進發卡,隱私甩後頭

2020, January 21 - 23:08

文/台灣人權促進會

立法院於1/20(一)早上召開臨時會,審查eID(「數位身分識別證」或「晶片身分證」)今年度預算。最終國民黨、親民黨、時代力量之提案遭否決,民進黨團之提案獲無異議通過,決定將「凍結」今年eID總預算4億2千多萬中的十分之一,待內政部向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並經同意後,才能動支。

對此,台灣人權促進會聲明如下:

預算雖過,但資訊隱私風險疑慮未除前,行政機關停止全面換發,仍猶時未晚:儘管eID最終有少數預算遭凍結,但剩餘的大半預算皆已通過,這意味著現有的eID政策仍有持續推動的基礎,本會對此感到遺憾。在過去一年多,許多民間團體及專家學者曾提出質疑,認為政府不僅未曾就推動eID的必要性給出「具證據力」的說明(例如:全面換發eID與改善智慧政府效率之間的關聯為何),也輕忽了各種要求衍伸應用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隱私及資安風險,凡此種種,將導致換發eID所產生的利益與風險並不相襯。而考量到各類的資訊隱私風險,民間亦曾就卡片發放提出不同建議,例如是否可專卡專用、或是否可讓人民自由選擇持有晶片卡等,但遺憾的是,相關的建議仍不被採納。因此,本會仍要呼籲行政院及內政部,在預算尚未執行、資訊隱私風險疑慮未除前,停止全面換發eID,仍猶時未晚。

執政黨團自提預算凍結,但修/立法立場模糊,數位實名制近在咫尺:國會席次過半的民進黨團,於最後一刻採取行動,自行提案凍結eID的部分預算,要求民進黨執政下的行政機關,應再次審慎考量發放eID的隱私及資安疑慮,仍未充分踐履立法監督之責。畢竟eID的發行不只是預算授權的問題而已;其將個人身分相關資料數位化,並結合自然人憑證的作法,涉及相關資料利用方式及範圍等議題,仍有待民間充分審議,且由立法院就其要件及效果充分把關。據此,我們反對民進黨團在提案中所述「現行戶籍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資通安全管理法等相關規定,已賦予內政部製發eID的權限」等說法。倘若不就eID發行修/立法規範,僅在通過預算案之餘附帶決議,無助於前述人民隱私風險疑慮之解消。

依《戶籍法》規定,我國身分制度之建立本只是作為戶籍管理之用,因此結合身分證與自然人憑證而成的eID,實已逾越了固有戶籍管理的需求,而有另立/修法律之必要。我國身分制度自日治時期沿用至今,可說近乎毫無節制地被使用在人民所有重要的生活面向中,導致人民生活於國家面前相對透明,本已對民主社會的運作造成風險;而如今身分證要轉為晶片卡,既方便機器識別,如再結合自然人憑證,並透過強制每人一卡的設計,意圖擴大自然人憑證的發卡量,若既不修法,也無意明確限制eID及自然人憑證的使用範圍,則身分制度遭濫用的風險恐將從實體社會擴及數位社會。執政黨團在提案中對於立/修法與否的立場模糊,只推託外界質疑,並僅要求內政部提交專案報告,難道是在默許「數位實名制」的出現嗎?

新國會更應嚴謹,勿為了追求行政效率,而罔顧風險、放水預算:因此,我們也要呼籲新國會──特別是席次依然過半的民進黨團──,當內政部未來提出專案報告,請求解凍預算時,應務必秉持同樣嚴謹的態度,逐一確認過往各方所憂慮之風險,是否皆能「在法律上獲得明確的處理」。相應的修法或立法,更應在解凍前完成。切勿為了配合行政效率,放水預算,陷人民隱私於風險中。

在野黨團的實質監督與堅持,是維繫台灣民主的動力:在本次預算審議的過程中,在野黨團的預算提案雖悉數遭到否決,但若無各在野黨團在過去一年中,持續就此政策提出質詢,並堅持將本年度預算送入朝野協商,保留至院會表決,eID的法制完善之路勢必將更遲滯不前。在野黨的實質監督,是民主賴以維繫的動力。我們肯定時代力量、親民黨、國民黨等各在野黨團在此案中的努力,也希望未來新國會中的在野黨團,能延續當前同樣的精神,繼續監督此案,共同捍衛人民的隱私與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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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送中運動的文化鬥爭–秦始皇與願榮光歸香港

2020, January 21 - 11:02

圖 / 香港獨立媒體

文 / 陳文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譽副研究員)

反送中運動其實不單單關乎《逃犯條例》的修訂,從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觀,其實還關乎著秦始皇的文化詮釋權之爭,頗值得玩味。

作曲者署名為「Thomas dgx yhl」的「香港之歌」,即《願榮光歸香港》,在八月底,始上傳到youtube。未久,在《新紀元周刊》的反送中報導中,開始描述《願榮光歸香港》等反抗歌曲如同孟姜女的眼淚,「中國古代有孟姜女哭倒長城的故事,如今的香港人正在用歌聲呼喚良知,呼喚正義,相信老天爺能聽到他們的呼喚。」

何以如此?首先,當世界盃外圍賽在香港舉行,賽事安排香港隊對上伊朗隊的那天,隨著中國國歌響起,數千人背轉過身,自發地唱起了《願榮光歸香港》。若將此與香港大學6月對香港居民進行的身分認同調查參照來看,不難發現,這首歌曲的出現標誌了不一樣的香港認同。7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卻只有23%的人認為自己同時是中國人。自然,《紐約時報》稱其為屬於香港抗議者的「國歌」,分析其中國歌的常見特徵,伴奏以銅管樂器為主,曲調莊嚴激昂,歌詞還包括了「祈求民主與自由,萬世都不朽」等崇高理念,不免讓人油然而生對鄉土的自豪。

香港親中媒體《文匯報》於是忙不迭地指責此為「港獨」之歌,批評其後製的諸多街頭抗爭音樂錄像,旨在「鼓吹和美化暴力」,「有意向青年學生『洗腦』,令香港走上一條與國家分離的『不歸路』」。

相較於《願榮光歸香港》如芒刺在背,北京當局毋寧更嘉許另一齣懂得迎合「中」意的粵劇《秦王孟姜》的。這是香港李居明在2016年所寫的全新劇本,首映便由新光中國戲曲文化基金和廣州粵劇院聯合出演,被內地媒體譽為是深度的「穗港合作」代表,後來,更獲推選為奧劇登遺聯合國周年的獻禮。

《秦王孟姜》既要表揚秦始皇統一大業和修建長城,功在國家民族,但又不能不顧及秦朝暴政的歷史定論,於是就把罪惡一併推到奸臣趙高的身上。故事共由八幕構成,鋪排兩條敘述軸線,一來,安排孟姜女和夫婿萬杞良夫妻都精通醫藥,在徵召修城的過程中,萬杞良救人無數,最後不幸染疾身亡。二來,插入秦始皇遇襲與救台他的孟姜女暗生情愫的情節。身受重傷的秦始皇,本寫下聖旨讓萬杞良回家團聚,無奈,小人趙高為了維護天子尊榮,從中作梗。最重要的是結局,孟姜女非但沒有揭竿起義,反而化小悲為大愛,在道教法師徐福協助下,上京投訴,勸秦始皇行仁政,甚至為救他免於刺客劍下,而不惜以命相殉。

這齣戲2018年4月重新上演,當其時,因為替法輪功辯護的人權律師王全璋和其他人在「709事件」遭中國抓捕,他的妻子李文足和其他家屬遂發起從北京到天津徒步尋夫活動。「習主席六年四月四日,只是走了六天,就給幾十名公安攔截,推上車,押回北京。孟姜女可以走到長城,哭倒鰲柱;李文足卻走不能近天津,哭不能動中共法庭。秦始皇果然給習主席比了下去。」這廂還在為秦始皇擦胭脂抹粉,那廂卻正因苛政猛於虎苦不堪言,真真叫人情何以堪?!

把中國四大民間故事之一的孟姜女哭崩長城,作一百八十度的改寫,編劇要如何自圓其說?!他的自辯完全是後現代的,指史書所載也不盡是事實,何況孟姜女哭倒長城本就是虛構出的,憑什麼他不可以。

沒有錯,根據顧頡剛的文章<孟姜女故事的轉變>,孟姜女故事大概有幾個歷史的轉折,分別是由「卻郊吊」到「哭夫崩城」,主人公時代的轉變,由哭夫崩城到「曠婦懷征夫」,及由杞梁妻到孟姜女名字的轉變。首先,孟姜女就是《左傳》「猶有先人之敝盧在,下亡不得與郊弔」的「杞梁之妻」。其次,哭,是自西漢以後,成為故事的重要段子。再者,崩城是因為要描繪其哭之哀切,而發展出的。夫死妻哭得如此不顧體面禮法,從而有了「思情性」(性慾)的意涵。最後,故事到了唐代有了大變,男女主人翁成了秦朝人,哭倒的城就是長城。這或多或少反映唐代武功極盛,大拓邊疆,終而造就了無數守在故居的冤婦,於是更能夠引發萬千婦女的共鳴。

當然李居明可以也無人得以阻止其憑空想像!不過,既然這齣粵劇絕非在真空中創作的,按照馬克思主義文學批判的角度來看,其創作的生產過程同處境,及其作品意在言外的政治意味,便值得玩味。有評論者便直言,此劇的編寫如同張藝謀2002的電影《英雄》一樣,都是符合(或迎合)北京國策的。

秦始皇一介暴君,跟中國國策有什麼關係?1958年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用秦始皇自喻,「你們罵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1973年,在接見外賓時,他又說,「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是贊成秦始皇。」而習近平在2017年十九屆全國代表大會後,透過個人集權所打造了新王朝,據政治評論家所指,係「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列寧主義加一人皇權」。不同於德國在戰後沒有人敢為希特勒美言,中國共產黨的傳統雖強調馬列階級批判,但在認同秦始皇霸業一事上,卻是毫不顧忌的!

很清楚,在香港,同一個秦始皇,卻存在著完全迥異的睇法。一是把秦始皇當成帝國主義殘忍不仁的代表。另一個秦始皇則是依循著毛澤東習近平的路線走的。《秦王孟姜》顯然採取的是後者。

問題是,越來越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下猛於虎的苛政,有著切身的感受。有論者類比港珠澳大橋為長城,「長城至少能保護漢人家園,而港珠澳大橋呢?除了給中共拿來加速溝淡人⼝、消滅香港人、『渣乾』香港國庫;讓香港一眾狗官向習大帝獻媚外,還有甚麼功用呢?」特別是這次反送中運動中,警察攻打中大及理大,建制派秋後算帳,往大學身上潑髒水,批評學生是「暴徒」,把政治問題歸因於教育沒做好,或是揚言要把港大中大理大原本申請的政府資助款抽起,或是強調學校應對教師和校長進行調查,必要時不惜取消其資格。凡此種種行政出格璊頇的作法更遭比擬作與焚書坑儒無異。如果不是背後有政權撐腰,點解出身於民間的戲曲竟會表現得這麼反民間?!

或許,可以說,早在反送中運動之前,中港文化詮釋權之爭早己展開。而秦始皇歷史功過之爭,不過是冰山一角,鑲嵌在更大的意識型態中。2012年,香港知名作家陳冠中單挑借調中聯辦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將其在《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所主張的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治理原則,總結為「天朝主義」,即是這樣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一、中國不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或帝國,二、當代中國黨國體制是『傳統中國政治遺產』的繼承者,三、大清帝國是傳統中國天朝式政治視野的極致表現,也是今後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版。」這意味著,中國作為至大無外的天下,係根據內部不同地區的文化差序採取一國多制的作法。而今香港位在中國的邊疆,地位如同西藏和新彊一樣,未來必會朝向「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中華文明教化」的方向來發展。

正是這樣的作法會引爆危機,他坦言,因為它選擇漠視一個根本的矛盾,「香港特區基本法是帶有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性質的,是尊重個體權利的,而『天朝主義』恰恰與自由主義法治及代議民主憲政精神最為抵觸,更在內涵裡沒有個人權力的考慮。」

其實,「天朝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不過,最具代表性的,該是趙汀陽2005年所提出的「天下體系」。簡單來說,這就是把春秋戰國亂結終結於秦背後那一套道統與政統思想,拿來建構當代的世界和平論。趙汀陽認為,要解決現今民族國家的衝突,必須建構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世界秩序,而這意味著需要把所謂的國際關係,進一步轉化成全球治理,也就是一個只有內部性沒有外部性的「天下」。而中國可以為此作出獨特的貢獻,因為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開創行政一統的郡縣制度,使天下收縮為中國,自此天下故事轉變為中國故事」後,對待邊境的作法,無論是羈縻制,或是土司制,就是這樣一種天下觀的落實。其巧妙處在於,政治上,基本仍是以中原或中國為核心,但卻能夠維持一種多族群文化上的平等與和諧,所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而中國之所以可以作為天下的核心,其他就只能是邊境,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其文化採取能海納百川的「漩渦模式」,不斷將其他文化吸納並加以轉化。這樣一種「內含天下的中國」,更「是一個神性存在,不能被削足適履地歸入民族國家、文明國家或者帝國之類的政治概念或社會學概念。」

順此發展,在《明報文摘》中,強世功批評香港人解讀十九大報告不足,只注意對港澳的具體論述,缺乏對中國長遠戰略布局的關切,一些港人甚至覺得,「中央各種話語表述方式,….理論性太強、哲學味道太濃,以至顯得太抽象空洞,難以把握其具體含義。」什麼是其所指的「哲學」「理論」?正是這個理論上很像回事,但卻禁不住歷史學界考據的天朝主義。事實的真相是,古代儒者所論述的天下,往往是「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雖說至大無外,但其實華/夷、我/他、尊/卑,乃至核心/邊緣,分得很清楚。後來,連論者也自承,這樣的一個政治神學概念,根本出於自己的建構與想像!

在這樣的情況下,港人解讀有困難,有什麼好奇怪的。相反地,應追問的是,為什麼一個關乎國家未來發展的施政,要用這樣詰屈磝碻、諱莫如深的方式來行文,難不成是故意玩弄文字障,好預先留下詮釋的空間,日後可以愛怎麼解怎麼解?!盧斯達在<「擁抱天下」的中國人是世界和平的永恆威脅>一文,就直接戳破這套統治話術,直指「一國兩制」現在存在著兩個不同的詮釋。對香港而言,這是建立在中國和世界體系締結條約的基礎上的。然而,中國卻不作如是觀,至少在強世功看來,「是將香港人的港英遺浪抹走的開始,而這過程將是痛苦的,因此不能亦不必取悅香港人,更不需在乎世界體系的想法。如果信守承諾,反而是中國對世界體系的退讓,即帝國的失敗。」

如果我們真的嚴肅看待這套學說,就得小心台灣學者邢義田的提醒。修築長城的事實,不僅證明了天子德威不足,無法一統海內兼服八方,更象徵著一道人與禽獸不容跨越的天限。介於中國與異族之間的邊疆或邊緣社會,因為有取天下而代之的可能,帝國對付起他們,比起對付外族,往往會更加殘暴,「中國的統治者即使不能一統胡漢,最少也要一統中土,包括詩書禮樂所及的邊緣地帶。時隔勢異,然而兩千年前這種天下觀造成的一統心態,不也若隱若現地影響著今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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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美館切割雇主身分 不甩展場員被派遣公司棄用

2020, January 17 - 23:01

文/公庫記者洪育增

1月15日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召開記者會,揭露國立臺灣美術館(簡稱:國美館)長期使用派遣人力等狀況,導致3名派遣展場員為確保自身權益參與工會活動,卻遭派遣公司棄用並被國美館置之不理,失業時間長達1年。

派遣產業工會協助國美館3位派遣展場員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在去(2019)年8月做出裁定,認定派遣公司「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違反《工會法》。

同時,派遣產業工會提出三點訴求,要求國美館及後續簽約派遣公司應盡速讓3名工會會員恢復原職,且政府部門應依《政府採購法》將雷德曼公司列為拒絕往來廠商。

除此之外,派遣產業工會要求政府部門針對《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等相關法規,以及公部門長期濫用非典型人力等派遣狀況,進行檢討與改善。現場參與聲援的團體包括全國自主勞工聯盟,以及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

國美館長期運用派遣人力   事發後切割雇主身分不顧員工權益?

派遣產業工會專員吳昭儒指出,國美館平均每年約有30名派遣展覽員等人力需求,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國美館必須每1到3年重新招標派遣公司,此舉導致許多派遣展覽員每年需要面臨不停更換雇主、簽訂不同勞動契約等情況。

吳昭儒強調,約75%的派遣展覽員年資為3年以上,這些派遣展覽員每年的休假、資遣費等計算方式,也隨著不同的派遣公司而有所不同。甚至讓新的派遣公司利用簽訂新勞動契約的機會,篩選並拒絕僱用「麻煩」的員工,例如:參與工會、屢次向館方提出改善勞動條件等情事的員工較可能不被續聘。

吳昭儒近一步說明,2018年底,派遣展覽員得知國美館在2019年整修展場,有可能減少派遣展覽員等人事聘用。

同時,與派遣展覽員簽訂勞動契約的「勤益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即將到期,2019年改由「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接手管理派遣展覽員。部分派遣展覽員聽聞,雷德曼公司可能縮減人力並將年資特休歸零,為了捍衛己身權利,本次事件中的3名派遣展覽員在2018年12月加入派遣產業工會。

派遣產業工會專員吳昭儒指出,國美館平均每年約有30名派遣展覽員等人力需求,依據《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國美館必須每1到3年重新招標派遣公司,此舉導致許多派遣展覽員每年需要面臨不停更換雇主、簽訂不同勞動契約等情況。

透過工會協助,3名派遣展覽員針對國美館以及當時的勤益保全公司申請勞資爭議調解,爭取2018年勤益保全公司依《勞基法》應需支付的資遣費。當時勞資爭議調解雖成功,但3名派遣展覽員卻不被雷德曼公司續聘。

吳昭儒指出,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在2019年8月裁定,認定雷德曼公司違反《工會法》。裁決內容明確指出,雷德曼公司協理倉中興曾在2018年12月26日,在國美館員工休息室表示將抽出這3名派遣展覽員的人事資料袋,並於同日將資料袋歸還3名派遣展覽員。隔日,倉中興更曾提到「希望員工進來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等相關言論。

裁決結果出爐後,吳昭儒認為國美館態度相當消極,國美館主張己身並非派遣展覽員的直接雇主,再加上3名派遣展覽員從2019年1月份開始「被失業」,未能被雷德曼公司聘僱,因此國美館無法處罰廠商。吳昭儒痛批,國美館有權力監督外包廠商,卻在事發後切割雇主身分,並以「未有聘僱事實」為由,不願負擔責任。

派遣產業工會在2019年3月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8月份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做出裁定,認定雷德曼公司違反《工會法》。〈圖片來源: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被失業」派遣展覽員出面   控訴工作內容五花八門、反映勞動條件惡化反被盯

在國美館服務5年8個月的陳勤芳指出,由於他們屬於「派遣員」身分,每年必須跟不同的得標派遣公司簽約,基本上只要能好好留在國美館工作,大部分派遣展覽員都會持續簽約合作。陳勤芳提到,派遣公司與派遣展覽員之間屬於「文書契約」關係,大部分派遣展覽員並不認識派遣公司的協理等工作人員。

陳勤芳說,2018年被告知館內進行維修工程,勞力需求有可能減少,甚至雷德曼公司有可能將「一年期勞動契約」改為「5個月勞動契約」,卻未明確告知派遣展覽員。2018年11月底,他們向當時國美館展覽組負責人反映問題未獲解決,決定尋求工會協助,無奈卻被雷德曼公司盯上,並且從2019年1月「被失業」至今。

陳勤芳認為,國美館身為要派單位,理應要將勞動條件等狀況詳細向派遣展覽員說明,而非推卸雇主責任。尤其展覽派遣員屬於「保全」性質,受《勞基法》第84-1條影響,工時規範等勞工應有的權利反而被排除在外,導致許多派遣展覽員不僅過年期間只能休除夕、初一,更多時候連國定假日、周休二日也要照常出勤沒有雙倍薪,薪資水平長年以來維持在基本薪資左右。許多人因為在展場久站而有「靜脈曲張」等職業傷害。

「被失業」派遣展覽員陳勤芳認為,國美館身為要派單位,理應要將勞動條件等狀況詳細向派遣展覽員說明,而非推卸雇主責任。

「我們的工作不是單純的保全工作。」陳勤芳指出,派遣展覽員的工作內容五花八門,包括:維護展品安全、確認展場內的中英文介紹內容是否有錯誤,若有錯誤要向承辦人反映。同時,也要負責核對展覽品的名牌是否有誤,或者作品是否受到溫溼度影響有發霉、異常等現象,並協助國美館典藏組監控展覽作品,確認展覽作品展出時維持正常狀態。

除了上述業務內容,陳勤芳提到,由於國美館的空間、環境設計較親近大自然,有時也會發生小鳥飛進展場等狀況,「捕小鳥」也是派遣展覽員的工作內容之一。不僅如此,派遣展覽員也要負責推廣館內行動APP、協助操作展場內AR、VR、平板等電子產品,若展間電腦發生異常現象,也要第一時間修正與排除。甚至當民眾對藝術品有疑問時,派遣展覽員也要即時說明或回覆。

陳勤芳強調,由於派遣展覽員工作內容非常複雜與多樣,導致他們必須利用休息時間學習如何操作儀器、電子產品、瞭解展覽作品等,才能在工作時更得心應手。

「國美館根本不注重專業!」在國美館服務11年的詹慧玲提到,他在國美館負責播放紀錄片等相關工作,曾協助國美館承辦的「TIDF國際紀錄片雙年展」執行播放影片等工作。由於影片涉及畫質、色彩、音效、規格等專業技術,詹慧玲還曾自己利用個人休息時間到西門町找影片技師學習相關技能,盼能有助於工作時放映與操作。

約從3年前開始,詹慧玲認為派遣展覽員有超時工作等現象,他利用「館長信箱」多次向館方要求改善勞動條件,無奈不僅勞動條件未獲處理,詹慧玲也遭館方百般刁難。例如:多次被迫要求離開放映紀錄片的工作崗位,硬是被指派進行其他工作,或是晚上9點多主管打電話來,告知隔天要進行展覽品、機器操作等「考試」。

詹慧玲無奈地說:「我們雖然贏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但這也沒有什麼效力,我們等待復職等了一年,經濟也陷入困境。」

「《勞基法〉第84-1條從頭到尾就是館方刻意壓榨派遣員的選擇。」吳昭儒提到,國美館濫用「保全標」,限定保全公司參與國美館派遣展覽員等標案內容,讓派遣展覽員隸屬於保全公司管轄,實際上執行的工作卻是展場內各式大小事。吳昭儒認為,派遣展覽員被迫適用《勞基法〉第84-1條,導致國美館與派遣公司「合法」削弱派遣展覽員的勞動權益。

「被失業」派遣展覽員詹慧玲無奈地說:「我們雖然贏了不當勞動行為裁決,但這也沒有什麼效力,我們等待復職等了一年,經濟也陷入困境。」

國美館派遣展覽員長期無「法」保障   不當勞動裁定後仍然困難重重

「近年修改《工會法》、《勞基法》後,仍然對派遣員沒有實質保障。」派遣產業工會法律顧問、律師翁瑋表示,過往政府部門為解決人力需求問題,透過派遣制度達到用人需求,卻從未注意派遣勞工的勞動狀況。

翁瑋提到,若是一般事業單位,雇主受到《勞基法》第11條限制,不得任意解僱勞工。反觀派遣公司與公部門合作一年簽約一次的狀況,派遣公司有機會篩選對公司而言有經驗且「最方便」的員工,公部門也順勢切割雇主身分,不願解決問題,反而讓員工直接與派遣公司協商。

翁瑋強調,尤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出爐後,即便勞動部裁定雷德曼公司違反工會法,處以罰鍰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但對雷德曼公司而言繳交罰鍰即可。對國美館而言,這場裁決勝利也代表勞工認定的雇主是雷德曼公司而非國美館,完全符合國美館「切割雇主身分與責任」的態度。

同時,上述狀況也讓勞工陷入兩難,無法依循現行法律救濟保障自身權益,翁瑋認為所謂修法反而讓勞工求助無門,甚至讓真正的雇主──公部門機關,「合法」逃避法律責任。

派遣產業工會法律顧問、律師翁瑋表示,過往政府部門為解決人力需求問題,透過派遣制度達到用人需求,卻從未注意派遣勞工的勞動狀況。

國美館勞動條件逐年倒退?   10年前、10年後皆拒絕承擔雇主責任

綜觀國美館10年來的勞資爭議事件,還包括2009年的驗孕報告事件。當時國美館同樣使用大量派遣人力,派遣公司更在面試女性派遣展覽員時,要求員工提出「驗孕證明」,懷孕者將被拒絕僱用。

「10年前因為派遣制度不公,被要求繳交驗孕報告的國美館女性勞工站出來抗爭,告訴大眾國美館長年的不公對待與剝削。十年過後,大家過得好嗎?」2009年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工自救會成員蔡善雯來到記者會現場聲援,他提到,10年前因抗爭驗孕報告事件,好不容易爭取到些許關於年資、休假日等基本保障。

蔡善雯說,如今10年過去,國美館的派遣展覽員一樣受到不平等對待,導致年資等基本福利即將被收回,甚至出現參與工會「被失業」等現象。蔡善雯呼籲國美館長林志明、文化部長鄭麗君、總統蔡英文勿迴避公部門應負擔的雇主責任,並正視派遣身分對於展覽員等藝術從業人員造成的傷害。

2009年國立台灣美術館派遣工自救會成員蔡善雯呼籲國美館長林志明、文化部長鄭麗君、總統蔡英文勿迴避公部門應負擔的雇主責任,並正視派遣身分對於展覽員等藝術從業人員造成的傷害。

國美館也在記者會後發布新聞稿,內容指出國美館與雷德曼公司契約已於去(2019)年12月31日終止,由於雷德曼公司違法行為並不涉及國美館委託的契約內容,但國美館仍會要求雷德曼公司提出說明並做後續改善。同時,由於國美館必須遵循「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等規定,維持公平公開招聘原則,因此無法回應派遣產業工會訴求,指定3名派遣展覽員恢復原職。

同時,國美館提到,目前已善意回應工會訴求,並將新派遣公司的徵才資訊轉知工會,盡力協助3名派遣展覽員就業,未來也將積極推動勞工權益保障等規定。

吳昭儒表示,工會已試圖向目前與國美館簽約的派遣公司協商,要求僱用3名「被失業」的派遣展覽員,但該派遣公司仍不願僱用。未來不排除至文化部及國美館抗議,並向雷德曼公司提出損害賠償等民事訴訟。

國美館也在記者會後發布新聞稿,內容指出國美館與雷德曼公司契約已於去(2019)年12月31日終止,由於雷德曼公司違法行為並不涉及國美館委託的契約內容,但國美館仍會要求雷德曼公司提出說明並做後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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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2019閱聽人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結果大公開

2020, January 16 - 23:14

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六成民眾愛看新聞 網路平台滿意度最高:2019閱聽人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結果大公開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1月16日上午十點於台大校友會館發布「2019閱聽人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結果大公開」研究成果。研究結果顯示,逾六成(61.1%)的民眾最愛收看的台灣電視節目類型是「新聞與氣象」。近六成(59.6%)民眾偏好看台灣節目。此外,在各收視平台中,以近年興起的網路影音平台獲得最高的滿意度(86%)。

本次「2019閱聽人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是媒觀首次就「收視行為」與「收視平台與頻道內容的滿意度」兩個面向,規劃的全國性調查研究。邀請世新大學新聞系胡光夏教授及中山大學行銷傳播管理研究所蕭蘋教授擔任外部專家,協助研究計畫執行。研究發現,對於台灣的電視節目類型,有61.1%的觀眾偏好收看新聞與氣象節目,為數最多。最多人偏好收看的外國節目類型則是電影(46.7%)。在台灣與外國節目的收視比重上,近六成(59.6%)民眾主要仍是收看台灣的電視節目。其中年長者,只看台灣節目的比率最高,佔60歲以上者的30.5%。在節目的滿意度上,有超過半數的民眾滿意台灣的電視節目(54.3%)。但相對只有2.2%的民眾不滿意外國節目,對台灣節目不滿意的比率,則將近三成(29.9%)。

另外,在多螢觀賞節目的時代,多數人仍會透過電視機收看節目(92.2%)。在收視平台上,透過有線電視收看節目的比率依舊最高(57.9%)。不過相對來說,近年興起的網路影音平台則獲得使用者最高的滿意度(86%)。研究結果也呈現,隨年齡愈高,透過傳統的「無線電視」、「有線電視」收看電視節目的比率愈高;年齡愈低,透過「網路影音平臺」收看節目的比率則愈高。

本次研究委託循證民調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進行電訪,依縣市 13 歲以上人口比例所占整體比例配置樣本數,共回收2,041個有效樣本。詳細研究報告,預計於三月份公布上網。

2019閱聽人電視使用行為及滿意度調查報告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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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航空城開發趕進度,飛安人權都不顧 環評爭議未解,不得草率通過

2020, January 15 - 21:47

文/台灣人權促進會

今(14)日是桃園機場第三跑道第二次環評專案小組審查會議。在第一次環評專案小組審查會議上,專家針對油庫安全、空污、噪音等議題,要求開發單位做更詳盡的說明;民間團體建議噪音課題有更明確說明、就第三跑道替代方案做評估,同時也應就本案的社會影響與衝擊做更明確細緻的評估。但從這次的環評報告看來,機場公司對專家、民間團體的建議,根本是實問虛答,突顯只想趕開發進度,飛安人權皆可拋的心態:忽視機場若發生災難對台灣整體社會、經濟的衝擊,也無視這個史上最大的區段徵收案,將如何侵害在地居民的基本人權。民間團體及居民代表呼籲,環評還有眾多爭議未解,不得草率通過。

油管油庫風險評估及因應方案草率

環境法律人協會專員徐孟平指出,開發單位至今都沒有正面面對第三跑道鄰近油庫與油管的飛安問題。就油管而言,供應機場使用的中油管線就在第三跑道下方兩公尺,開發單位卻僅用未來開發時再與相關單位會商油管遷移方案帶過,而沒說明具體的管線遷移計畫,也未評估油管受損之風險及機場應變方案。徐孟平強調,該油管是機場航空燃油來源,施工工程若發生挖斷油管的意外,可能癱瘓機場運作,且航空燃油是精密液體,國外就曾發生燃油汙染導致飛機墜毀的事件,開發單位不可不慎。此外,未來第三跑道距離沙崙油庫僅320公尺(到跑道中線350公尺),也是前一次專案小組專家審查的重點,徐孟平解釋,沙崙油庫是北台灣最主要的原油儲存地,不僅供應桃園機場、北台灣使用,亦有軍備儲油考量,這次環評補件,卻僅強調飛機撞擊油庫風險極低,依然沒有回應環評委員的要求,評估若發生意外,究竟影響的層面、幅度如何,以這樣粗糙的程度,要如何評估減災應變方案是否真的有效果?

範疇界定濫用裁量零方案 替代方案應三案併陳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研究員許博任指出,關於前次專案小組民間提出替代方案不能只有零方案的問題,開發單位僅回覆範疇界定已決議替代方案為零方案。許博任強調,交通部機場園區綱要計畫自己明確評估有B、C兩個同樣可達成計畫運量且影響較小的替代方案,是攸關國家重大建設與環境、人權衝擊可否更為調和的替選可能。環保署僅以一場範疇界定會議,即推翻經交通部通過且送行政院核定之綱要計畫所記載之替代方案,改採零方案,有濫用裁量的疑慮。許博任表示,替代方案至少應該將B、C案與零方案併陳,並且針對B、C案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

崙仔後徵收爭議未解 居民再度陳情

崙仔後旁的居民代表呂學信也再度來到現場。呂學信表示,他們社區在漁港路(原桃23縣道)旁,先前訴求要被納入徵收範圍的是崙仔後聚落,他們這些住戶自始就不願被徵收,卻也被納入。一旦家園被徵收,絕對無法維持既有的生活方式,而且社區裡也有更弱勢的家戶非常擔憂唯一的家園若不保,恐怕生活也將無以為繼,對生存、生計來說都是很大的打擊。呂學信表示,航空城計畫的上一次審定版,並沒有把他們聚落納入徵收範圍,在跑道規劃根本沒有變動的情況下,卻又再最後一刻把他們納入,顯見這個徵收是徹底缺乏必要性的,因此堅決反對被徵收。

搬遷影響評估不可隨便 召開專家會議 重作社會影響評估

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專員余宜家表示,航空城作為全台最大的徵收案,區內至少有3900個家戶與3.9萬人,是直接影響蘆竹、大園地區1.5成的人口,顯見興建跑道將給在地社會帶來相當的衝擊。搬遷絕非搬家,國際上研究已經指出:強迫搬遷,會深切的影響個人與社群的健康、社會支持、工作情況,是可能使社會弱勢更邊緣化,亦使原社會中堅因面對種種衝擊而成為社會弱勢。余宜家指出,目前的環評報告,在社會影響評估上做的過於簡略,根本沒有基礎評估既有的安置計畫是否充分,也沒有發展開發前、開發期間與營運期間需要那些社會政策與資源的介入,以降低因為開發帶來的各種侵擾,也就是說桃園航空城根本等同沒做社會影響評估,逕行開發恐將是人權災難。

環境權保基金會研究員許博任指出,社會影響評估是環境影響評估的法定項目。但因環保署遲未公告「社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以致各環評書件社會影響評估章節大多草率粗糙、未能達到環境影響評估應有的預測、分析及提出減緩方案之功能,本案環評亦重蹈覆轍。依據環保署於106年曾提出的社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草案),其中明確規範二階環評社會影響評估內容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社會影響基準報告,內容應包括受影響社區現況與利害關係人之描述。

(二) 方法論,包括社會影響評估之設計架構、社會影響調查預測分析與評定之 方法及其限制、社區參與介入過程。

(三) 社會影響分析報告,內容應包括替代方案、社會脆弱性與社會影響預測、 分析及評定。

(四) 社會影響管理計畫,內容應包括減輕或避免不利影響之對策、社會影響後 續追蹤調查,以及社區發展計畫。社會影響管理計畫應記載內容如附件。

(五) 執行社會影響減緩對策所需經費。

(六) 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社會不良影響對策摘要表。

(七) 環境正義、人權及倫理議題之處理方式。

本件環評若比對上述社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草案,二至七項的應記載事項可說是付之闕如;第一項關於現況與利害關係人之描述也過於簡略。例如,計畫範圍內各行業就業人數、工作場所數、經營狀況等查詢最新105年度工商業及服務業普查即可得之資料,環評書件皆未載明。此將導致無法準確推估本計畫對區內現有產業及就業之衝擊,以及設計因應方案。

許博任強調本案最重大的環境衝擊,就是近四萬居民大規模搬遷的社會影響。而社會影響評估項目應包括「現況說明、影響預估分析、減緩對策、監測管理計畫」,缺一不可。目前除環保署社會影響評估技術規範草案外,國際間關於開發導致之大規模搬遷的社會影響評估也有應用廣泛的IRR 模式(The Impoverishment, Risk and Reconstruction (IRR) Model ),聯合國亦有多份搬遷影響評估文件及操作手冊可供參考。許博任強調本案是台灣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搬遷案,有必要針對大規模搬遷的社會影響評估召開專家會議,重作社會影響評估,環評才可基於完整資訊做出正確決議,也能為台灣環評及社會影響評估立下典範。

「桃園建設不會停」,環境影響評估也不能急

大選後鄭文燦市長立即宣示「桃園建設不會停」,但航空城的居民及民間團體代表要呼籲政府,航空城的環境及人權影響太大,「環境影響評估不能急」,民間團體認為環評還有諸多爭議未解,不得草率通過。

記者會主持:

台灣人權促進會居住權專員 余宜家

記者會發言:

環境法律人協會專員 徐孟平

崙仔後鄰近地區被徵收戶 呂學信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研究員 許博任

附件: (沙崙油庫位置、未來機場空間配置、機場附近管線配置圖、替代方案說明表、崙仔後旁聚落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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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人民隱私要保障,eID預算不能放|在野黨應堅守提案,民進黨別恣意蠻幹

2020, January 15 - 21:42

文/台灣人權促進會、開放文化基金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永社、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軟體自由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立法院本週召開臨時會,就本年度的總預算案進行朝野協商,其中亦包含內政部所提晶片身分證(eID)的4億2千萬預算。該筆預算提出後,國民黨、親民黨、時代力量等三個黨團皆就該預算提出了全數刪除或凍結的提案。民間團體今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除呼籲在野黨團應堅守其eID預算的提案外,同時也呼籲民進黨團不應罔顧人民基本權利受侵害的風險,草率通過預算。

行政機關草率處理風險 立法院通過預算等同過往質詢白做工

台灣人權促進會副秘書長何明諠表示,針對eID的預算,國民黨本次提議全數凍結,親民黨及時代力量則提議全數刪除,所有在野黨團一致否決內政部的eID預算,並要求內政部須完善法制,這顯見eID的風險問題未解乃是共識。何明諠指出,在2019年5月及9月,立法院也安排過兩次eID的專案質詢,而在兩次的質詢中,許多在野黨委員,甚至部分的民進黨委員,也都有針對我國法律在個資保護及資訊安全的不足之處提出具體質疑,並認為必須透過修法,方能降低全面換發的風險。但面對眾多質疑,行政院或內政部的回應,卻始終只是反覆強調現行法律規範已足,毋須修法,而不願再多做解釋。其敷衍立法機關的意思明顯,打算蠻硬闖關的姿態更是毫不可取。因此何明諠也呼籲,在野黨團應堅守提案,捍衛人民隱私權及國會尊嚴,勿向行政機關妥協。

專法限制有必要 民進黨立場不應自相矛盾

如何透過法律以確保技術不會被任意變更,以保障人民資訊安全及隱私,向來是也eID的主要爭議之一。開放文化基金會董事長李柏鋒以1998年行政院研考會的國民卡計畫為例表示,當時已完成招標程序的國民卡計畫,是在民間團體和立委的連署壓力下,才暫停實施。當時領銜發起連署的,正是民進黨柯建銘委員,而當時的訴求之一,正是訂定法律規範。李柏鋒表示,目前國發會不斷宣稱晶片身分證是身分識別鑰匙,可以開啟政府的數位服務,但使用這些服務後,所衍生的數位足跡,一般人要如何查詢並刪除 ? 數位服務的資安防護,卡片使用上的資安防護教育,也看不見規劃。李柏鋒再以日前台北市國中小裝設自動販賣機為例指出,當時以悠遊卡付費,也引發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等人對個資保護的質疑,並認同北市府訂定專法來規範晶片卡衍生資料的使用與刪除的想法。為何換成eID,民進黨的立場就轉彎,即使沒有專法,也急著要通過預算?

eID欠缺風險的溝通與審議 立法院貿然通過預算就是開立空頭支票

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副會長涂予尹則批評,換發eID的計畫執行迄今,除感受到政府邁向數位治理迫不及待的企圖以外,完全沒見到政府對於這項計畫所可能衍生的潛在風險,從事最起碼的公共溝通與審議。內政部在規劃案對外公告前,急忙送出卡片印製的招標,甚至送請行政院核定,而行政院竟然也核定了,就是最明顯的案例。涂予尹表示,立法院的立法權及預算審議,是監督迷失行政團隊最直接的工具。eID的應用層面廣泛,可能衍生的資訊隱私爭議,早已遠超戶籍法的射程範圍,不修法或立法,顯然難以符合大法官釋字第603號的意旨。而個資法欠缺專責的中央主管機關,導致令出多們的現象,也亟待修法改造。涂予尹因此呼籲,在這之前,立法院不應貿然通過eID相關預算,否則即是開立空頭支票任行政機關揮霍、自棄監督立場。

涂予尹在發言最末也強調,eID的應用,縱使擱置國家監控的爭議不談,也會加強民間對於身分證統一編號「一人一證、一證一號」依賴的弊端,導致個人資料被高度整合的便利性大幅提升,使個人在國家前的形象不再模糊。換發eID的計畫,影響的絕不只是智慧政府的加速建立,更會改寫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界線,立法院對此的監督責無旁貸。

個資法規範不明確 委外作業至今仍欠缺監督機制

台灣永社秘書彭至誠則表示,現行法律是否足以保護個人隱私,委外作業可否被監督,都需被重新檢討。就法律層面,彭至誠指出,目前戶籍法並未就晶面身分證所涉的個資及隱私權加以規範,個資法第16條有關公務機關將個人資料做目的外利用的規範,在面對eID的衍生資料是否可被使用的爭議時,也欠缺更一步的具體規範及審查基準,「法定程序」則更是完全闕如,可能有違憲法法律保留原則及法律明確性原則;就執行層面,彭至誠則憂心指出,中央印製廠再委外印製晶片身分證,可能衍生金鑰被重製而流出的風險,這不僅將有害人民隱私權,更是台灣應對中國資訊戰必須思考的風險,但內政部對此至今卻未見有任何配套,輕忽人民權利及國家安全。鑒於以上風險,彭至誠呼籲,立法院應要求主管機關完善相關法律規範及審慎處理各項風險,不能率然通過eID預算。

健康資料已有惡例 個資保護不能只靠政務官個人保證

為何民間團體對全面換發eID有高度的不信任?長期關注敏感族群個資保護的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理事長滕西華直指,這是因為長期以來「政府對販售民眾個資,比保障民眾隱私更賣力。」。滕西華以健保資料為例指出,eID從計畫提出後,想整合國人健保資料的聲音也不絕於耳,許多單位都在覬覦健康資料與戶籍資料整合後的利益,而我國的健保資料庫在過去不僅已串聯二十餘個敏感個資資料庫,奠基其上的健康存摺,更是已在去年開始開放給廠商做串接利用。而無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的串聯,對於人民隱私權的保障,從來都只是出自政務官個人的保證,而非建立具體的法制規範,eID至今也是同樣的狀況。滕西華進一步批評,政府目前在跟歐盟洽談GDPR適足性認定,但國內相關法制作業根本沒跟上,因此滕西華也呼籲,在野黨在本次的預算審查應堅守提案,第二次完全執政的民進黨,不應只重視經濟發展,更應重視人民的隱私。

最後,台灣人權促進會、開放文化基金會、台灣守護民主平台、台灣永社、台灣社會心理復健協會、軟體自由協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等民間團體在記者會上,再次鄭重呼籲在野黨團應堅守捍衛人民隱私權的立場和捍衛自家黨團針對eID預算的刪除提案,也呼籲才剛剛勝選的民進黨,莫辜負人民期待,勿罔顧人民基本權,草率通過該此爭議性及風險極高的政策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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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國美館放任外包公司違法,十年不變又一樁!

2020, January 15 - 21:39

文/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

國美館放任外包公司違法,十年不變又一樁!
資深展場服務人員參加工會丟工作,勞動部裁定違反《工會法》

繼2009年,國立臺灣美術館展場服務人員揭露工作面試須檢附驗孕報告,嚴重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後,相隔十年,國美館再度發生委外廠商違反勞動法令且館方放任事件:有三名長期於館內服務、歷年連續獲不同外包公司僱用的展場服務人員,因參加工會而在2018年12月,遭當時新承接國美館標案的「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拒絕僱用,經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於2019年8月裁定,雷德曼違反《工會法》。

多年來,國立臺灣美術館一直將日常營運必須,需求在三十人左右的常態性展場服務人力,委外由外包廠商供應。這些「委外人員」中,有許多人雖實際上,長期、連續於國美館擔任相同職務,但在外包制度下,卻得每隔一至三年隨業務重新招標,不斷更換「雇主」。實務上,外包公司交接之際,新舊廠商往往存在默契,要求勞工先簽署「自願離職書」予舊廠商,新廠商始願意僱用,慣例規避資遣費。而對於勞工,勞務委外帶來的最大風險,就是新舊廠商可以合謀(或甚至經採購機關授意),利用勞工希望被留任的心理,針對他們所欲翦除、拋棄的人選,強迫或誘騙其簽署自願離職書後不予僱用。勞工在就業安全缺乏保障的情況下,自然也就很難有勇氣,向廠商或館方爭取權益。

2018年12月,「雷德曼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得標國立臺灣美術館2019年度展場服務業務。由於聽說雷德曼接手後將縮減人力並歸零特休年資,當時尚由「勤益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僱用的國美館展場服務人員中,有三位(截至當時,三人在國美館服務的年資分別為14、11、5年)加入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並透過工會,針對國美館與勤益保全,向臺中市政府勞工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希望能保障下一年工作,或至少依法領到資遣費。而令人氣憤地,雷德曼在曉得三人加入工會後,竟向他們表示「我希望進來的時候就是乾乾淨淨的」、「你那個工會到時候又發函,到時候會很麻煩」,拒絕僱用。雷德曼拒絕僱用後,工會向勞動部申請不當勞動行為裁決。2019年8月30日,裁決委員會裁定雷德曼妨礙工會活動、對工會會員為不利待遇,違反《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1、2、5款規定,構成不當勞動行為。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出爐後,派遣工會於2019年9月,主動邀請雷德曼及國美館協商,表達三名會員回國美館工作的意願。幾次會晤後,雷德曼仍態度強硬,拒絕僱用三人。至於國美館,態度則始終事不關己,放任外包公司違法,打壓工會並侵犯勞工工作權。事實上,在國美館與雷德曼的勞務採購契約中,有規定當外包公司違法、侵犯勞工權益時,館方可罰款、解約;進一步,館方還有權依《政府採購法》,提報違法、違約廠商給公共工程委員會,列入拒絕往來名單。就此,國美館僅向工會表示:該館勞務採購契約的效力,只涵蓋因國美館向雷德曼採購人力,而與雷德曼簽訂勞動契約、「派駐」國美館服務的人員;由於三名工會會員從一開始就沒被雷德曼僱用,故勞務採購契約中能夠保障勞工工作權的條款,對三人並不適用。也就是說,對雷德曼這家經勞動部裁定違反《工會法》的外包商,國美館無法(或不願?)依勞務採購契約或《採購法》進行任何處置,只能坐視三位長久在館內服務的同仁被欺壓、失業。

事實上,在政府長年、廣泛採行的公部門人力委外政策下,國美館早在2009年,便曾遭擔任當時展場服務人員的派遣勞工出面,舉發做為其「雇主」的外包公司嚴重、大量違反勞動法令,其中,甚至包括要求勞工面試時,必須提供驗孕報告證明自己沒有懷孕,才予以僱用。時間相隔十年,國美館縱容外包商欺壓勞工完全不變。又,同樣在文化部主管下,國立臺灣博物館則曾於2016年,被揭發負責數位典藏工作的派遣勞工遭「雇主」欠薪,外包商在法庭上辯護,坦承自己「只是接續標案的人頭公司」,「並無任何的人事權」、「只有做撥薪與請款」,這樣荒謬、惡劣的情事。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2019年6月份的統計,文化部使用的派遣、承攬勞工,佔全機關整體僱用人數的56.5%,比率為中央政府所有機關中第七高。對照鄭麗君部長在過去擔任立法委員時,稱勞動派遣為「現代勞動彈性剝削的新型態」,顯得極為諷刺。

綜合以上,臺灣勞動派遣產業工會提出三項訴求,要求國美館、文化部以及勞動部、公共工程委員會、人事行政總處等各機關儘速回應:

1.保障勞工工作權,本會三名會員全體回任國美館原職。

2.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4款,「歧視性別、原住民、身心障礙或弱勢團體人士」事由,將雷德曼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並檢討現行政府勞務採購契約範本、《政府採購法》、《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政府機關(構)運用勞務承攬參考原則》等各法規漏洞,加強保障勞工就業安全。

3.檢討公部門非典型人力氾濫,凡屬常態性人力需求,均應採直接、不定期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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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各界齊呼籲:反對破壞環境又欠缺交通規劃的淡北道路

2020, January 15 - 21:36

文/環境法律人協會

尊重交通專業  拒絕淡北道路
各界齊呼籲:反對破壞環境又欠缺交通規劃的淡北道路

爭議20多年的淡北道路自去年5月大會決議退回專案小組後,歷經7月、9月兩次專案小組會議,於今(15)日召開環評大會,本次是淡北道路此次環評送審後第3次進入大會審議,與前2次非常不同的是,經過去年8月環評委員換屆,本屆的委員中並無交通學者,居民與團體一直爭執的交通衝擊將難以釐清,而本案更廣受各界高度關注,包括擁有40多年經驗的運輸規劃師濮大威老師(曾任台北市交通局長)、 前交通部長賀陳旦老師、北投音樂創作人陳明章老師以及柏林影展得獎導演林正盛都公開表示不樂見淡北道路的開發。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指出,由於此案對生態、交通衝擊實在太大,以致上屆多名環評委員認為疑慮未解,決議要求全案「重考」,淡北道路一案,就是一個多年來不斷重考、無法及格,卻要硬要量身打造考到及格的一個環評惡例,在環評會議上已有無數次的討論,但是開發單位始終無視許多交通專家的警告,這條道路並無法真正解決交通問題,將來只是將塞車轉移到北投地區,甚至可能是一個無效的投資,但新北市卻堅持只有開路一個方案,在淡水輕軌已經運行,淡江大橋也已核准興建的情況下,是否有認真檢討交通效益為何?為何還要再加開一條快速道路?

而在竹圍的居民魏伯任則擔心淡北道路不但會破壞河岸的自然生態跟休閒環境、觀光資源,並造成沿岸低窪地淹水更難排除的危機。觀察道路設計,淡北道路在大度路端為兩車道匯流為一車道,道路蓋下去只是讓車子全部在淡北道上回堵,根本無助於改善交通。強烈質疑新北市蓋路的動機,只是想幫助淡海新市鎮賣不出去的房子創造消息,圖利財團。

交通安全協會理事吳祥瑀提到:新北市府於上次專案小組針對反對方的質疑,回應完全避重就輕。國外的研究早已表明若是因為道路壅塞而闢建新道路,新闢的道路將會吸引更多的車輛,最終導致新闢道路同樣面臨壅塞的狀況。新北市府雖表示淡江大橋、淡北道路均完工後,僅會增加8%車流,但若加總先前報告的聯外道路數據,卻恐增加75%。有關竹圍站前路口規劃不良所造成的壅塞,新北市府仍堅持要在淡北道路完工後再重新規劃,僅是推託之辭,代表新北市府也深知竹圍站前重新規劃將使道路順暢。協會再次強調,若尖峰時間不針對未達兩人的小客車實施高承載管制,同時對僅承載一人的小客車收取擁擠費,則未來即便蓋了淡北道路,也只不過是多一條塞車的路。

環境法律人協會理事長張譽尹律師重申,這條路在一、二年短期內或許有助於紓解台二線紅樹林到竹圍段的尖峰車流,但長期來看,只會帶來更多的車流,不但紅樹林到竹圍段將依舊壅塞,甚至會連累到北投與社子地區的居民,要承受尖峰時刻更大量湧進市區的淡水車流,而淡水車潮明明有大約40%在尖峰時刻要通過關渡大橋,淡北道卻沒有任何通往關渡大橋的紓解匝道,明顯是欠缺整體的交通規劃,請開發單位不要再實問虛答。如果今天通過並蓋了這條路,未來卻發現反而造成更多的問題,我們不排除追究政府錯誤政策與錯誤評估的責任。

淡北道路可能產生的交通衝擊絕對不是我們天馬行空,會議前已經有許多學界與交通專業人士連署反對此案(連署頁面),呼籲環評委員審慎審查,除濮大威老師,前交通部長賀陳旦老師及6位台北交通局前任局長均認為淡北道路規劃不當,缺乏交通專業理念,其它各界尚有:

邱裕鈞-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 李祥源-台灣鐵道暨國土規劃學會 邱文彥-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劉少倫-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副教授 溫裕弘-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副教授 施伯杰-台灣鐵道與國土規劃學會 楊重信-中央研究院退休研究員 謝韻婷-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張勝雄-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 任恆毅-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助理教授 王俊雄-實踐大學建築設計學系 陳潁峰-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陶治中-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教授 鍾慧諭-逢甲大學智慧運輸與物流創新中心副主任 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溫淑玲-北投社區大學 林志盈-中華民國運輸學會常務理事 劉亦淳-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陳昭倫-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許逸倫-北投社區大學 張學孔-台大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陳信雄-台大土木所交通組博士 潘忠政-桃園在地聯盟 曾翰文-北投社區大學 李克聰-逢甲大學退休副教授 陳彥良-台灣鐵道暨國土規劃學會 劉靜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謝國清-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 吳易翰-台灣鐵道暨國土規劃學會理事長 梁庭嘉-國立交通大學運輸研究所 林慧真-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特聘教授 ……等等多位人士及在地居民

有如此多位專家挺身而出,足見本案極為爭議,新北市卻始終無視建言,而台北市原本多年反對,歷任交通局長都十分了解本案將對台北市交通帶來極大衝擊,如今卻在柯市長任內輕率答應,未來必定會對雙北交通產生負面效應。我們希望能有交通專業分析、有效解決交通問題,提出多元的交通方案,而非只興建一條可以預見無法解決塞車的道路,若這條爭議 20 多年的淡北道路,在本屆環評草率通過,將會造成新北市未來的交通問題與錯誤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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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認定「謠言」 台灣民主越倒退

2020, January 15 - 18:17

圖片截自三立新聞網

文 / 管中祥

去年12月,三立新聞網記者撰寫「台北市現任議員羅智強2006年曾邀『卡神』楊蕙如加入藍營青年軍」一文,被警方認為涉嫌散布謠言使聽聞者畏懼,將其移送。不過,士林地院日前審結,認為報導內容雖會讓社會大眾認為「台北市現任議員羅智強與楊蕙如有關聯感」,但不論訊息真偽,民眾很難因為這則報導內容而產生「畏懼或恐慌」、影響公共安寧,法院表示並不符合《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裁定不罰。

不只如此,台大教授蘇宏達曾於2018年在臉書批評政府故宮政策,同樣被警方以《社維法》為由移送,但士林地方法院也認為,政府政策屬於可受公評之事,蘇教授為合理評論,屬言論自由保障範圍,難以認定影響公共安寧,因此裁定不罰。

假消息泛濫,警方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多起案件,希望扼止謠言,不過即使近年來警方移送的案件多半被法院裁定不罰,但警察卻依然故我,引發限制言論自由的爭議。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前身是《違警罰法》,目的之一便是以維護社會安寧為名擴大警察權力,民國32年通過的《違警罰法》第54條第1款載明,散布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處七日以下拘留或五十圓以下罰鍰。對照跟現行的《社會秩序維護法》63條第5款,除了罰則不同,構成要件完全一模一樣。

然而,《社維法》第63條卻是定義十分模糊的條文,不但會造成警察濫權,在認定上更是困難。

首先,什麼是謠言?在法規中並沒有明確界定,從現實來看,依警方目前的訓練與勞動條件,真有專業能力或充分時間,判別各式各樣的言論是否為真?是否造假?是否為合理評論?如果沒有,警察任意移送,難道不會讓人心生恐懼、社會混亂,增加警察的工作負擔?再者,影響公共安寧也是極為抽象的概念,到底誰受了影響?影響範圍有多大?該由誰來判斷?此外,《社維法》不僅對謠言的界定模糊,也沒有區分傳播者是有意還是無意?是原生內容還是轉發訊息?無差別的打擊範圍不但會濫殺無辜,也會讓人心生擔心恐慌。

進一步來看,如果某個部會認為某則訊息對其不利,要求警方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理,此時,警察可以拒絕嗎?如果是警政署的上級單位內政部作出類似的要求,警察到底該不該辦?即使最後法院認定不罰,難道不會降低警察及政府的公信力?不會引發民眾心生恐懼,造成寒蟬效應?

2013年,民進黨立委劉建國曾提案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3條中的「散佈謠言,足以影響公共之安寧者」從裁罰對象中刪除,這項提案共有十六位民進黨立委參與連署。當時,劉建國就指出,大多數事件難以求證,難以判定是否為謠言還是真實的傳言,他同時也認為,即使是謠言亦應受到言論自由之保護。

民主社會對「謠言」有多大的容許範圍是值得討論的議題,而政府也有必要澄清事實,限制「謠言」的擴散。然而,我們得謹記,言論自由得來不易,台灣的民主是先人用血淚、用生命打破威權體制,好不容易爭取而來的成果。雖然社群媒體助長了謠言的擴散、「中國因素」讓不少人恐懼與擔心,但,千萬不能以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寧為名隨意濫訴,讓警察成了寒蟬效應的製造者,或是,以「打假新聞」為名限縮言論自由,若是如此,台灣的民主只會越來越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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