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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片由編輯團隊以AI生成）

文／馮玉芳（Phùng Ngọc Phương）

月嬌笑了，那笑容像被塞滿棉花的嘴硬扯出來的：「我不過是個虛構角色罷了。」

我反覆播放那段影片。每當月嬌的聲音響起，就像浸了毒的針尖，刺穿早已結痂的皮膚。她的笑聲尖銳如碎玻璃，混雜著輕佻的節目旁白與惡毒評論：「胡說八道！」「這越南妹想紅！」「公鴨嗓！」我的喉嚨突然生出荊棘──這些棘刺從童年腐爛的聲帶發芽，如今穿透皮肉，綻放成血玫瑰。

身為性別暴力與移民研究者，此刻在螢幕藍光裡顯影的卻非數據，而是20年前站在海關櫃檯前、緊攥衣角的自己。那個因「寫不出中文名字」被烙上「文盲」印記的女人，此刻正透過月嬌的眼睛望著我。還有當年那個被迫在無聲童年裡成為聾啞者的孩子。

她名為月嬌──一個在YouTube上虛構出來、卻真實得令人心碎的角色。一個任人傾倒嘲諷的數位傀儡。她的聲音被剪輯成笑料，面容淪為玩笑，身體化作低俗色情哏。她自稱只是扮演角色，但那聲線裡迴盪著太多被迫「融入」而喪失母語的靈魂。

月嬌現象不僅是尋常網路暴力。YouTube化作一艘幽靈船，沒有船員，只有訕笑的乘客，移民者的聲音在此被框成廉價娛樂商品，每個發音錯誤都被鑿成笑柄。那笑聲如邪祟旋律反覆播放，直到連受害者都分不清何處是自己的嗓音，何處是群眾的嚎叫。

我翻開筆記本，用顫抖的字跡寫下：「她是我在網絡上認出的影子，而我要找出她真實的名字。」但我在尋找的真是她的名字，抑或是我自己被竊取已久的，那個早被偏見與歧視的塵土掩埋的真名？

月嬌不單是虛構角色。她是千萬移民女性的回聲，在尋找應許之地的路上遺失了原音。她是被壓榨成冰冷數字的痛楚，是被包裝成廉價娛樂的淚滴。

而我──此刻將臉深埋進鍵盤，敲打每個字句如叩響遙遠記憶之門──終究只是她的另一個版本。一個較為幸運的版本，懂得用文字鑄造盔甲，學會披上「有話語權者」的偽裝。但靈魂深處，我仍是當年那個女人，雙眸驚惶緊盯著「海關」告示牌，手指掐進行李箱拉桿，彷彿掐住最後一絲尊嚴。在學者端方的皮相之下，我依然是那個被奪走話語權的孩子，仍恐懼著自己會再度消散，成為命運篇章裡一個迷失的標點符號。

筆記本闔上。螢幕驟暗。但胸腔裡的荊棘，仍從記憶的鹽粒中抽芽。它們穿透喉嚨，綻放成靜默的玫瑰園，在那裡母語早已石化。

我突然明白，月嬌的沉默也源自那尋常調味料：鹽。原來我們話語的斷裂，始於那盤鹹苦的煎排骨。

那日，女孩踮起腳尖才勉強構著灶台。油鍋裡金黃的排骨閃著勳章般的光澤。她將排骨疊成小山，學母親撒上香菜末。這是她人生首次完成一件大事。

她不敢靠近餐桌，只敢在門邊徘徊。盤底雪白的鹽粒像未及墜落的淚骸。等待父親第一口品嚐時，她屏息預期著誇讚，或至少一聲敷衍的「還可以」。

然而砸下來的是一道不容置疑的鐵令：「過來，把鹽舔乾淨。」

她釘在原地，關於失手多放鹽的解釋仍哽在喉頭，耳光已如雷劈下，像要連根拔除所有將脫口的音節。那一刻她真正明白了何謂「啞口」──非自願的沉默，而是被永久放逐出言語國度的流刑。

從此她活成一道幽靈，無聲、無形、無名。不哭不反抗，只要不犯錯，就能避開父親雷霆般的盛怒。

多年後，在台灣的識字班上。矮凳將她折疊，塞進本不屬於她的狹隘牢籠。黑板上的方塊字成了密閉的符碼迷宮。她苦練發音，豈料朗讀時竟將「買菜」誤作「買賽」──一個同音的台語穢詞「買屎」。教室裡台灣年長同學的訕笑如流彈迸射。她臉頰燃火，身旁越南姊妹們低頭尋覓地縫。

她從此噤聲。

癡傻笑容成為求生利器，無害，不令任何人蹙眉。但這副笑靨背後，是吞沒一切的屈辱深淵。不僅是語言的錯拍，更是整個自我認同的土崩瓦解。

她在永恆詰問中愈陷愈深：我仍是廚房裡捧著排骨獻給父親的小女孩嗎？還是教室裡咬字不清的異鄉人？是華人？越南人？台灣人？或者，終將是遊蕩在語言迷宮裡的永恆亡靈？

研究月嬌的日子裡，她翻閱每頁資料，記錄惡意評論，解剖語言暴力結構。原以為能保持觀察者的安全距離。直到某夜，當「中文不熟還敢直播」的嘲弄響起，那語調熟悉如當年教室的訕笑，又如父親「舔淨鹽巴」的判決。

這已非研究數據。這是舊創重新迸裂。是習慣緘默者突然被拋入喧囂人海的撕裂。

於是她徹悟：沉默從來不是無聲。它是尚未破土的母語胚胎，是從語言灰燼裡萌生的新芽。

那夜，電腦螢幕化作漆黑水窪，將我捲入無盡影像的漩渦。月嬌繫著泛白舊圍裙，瘦削身影在狹小廚房裡游移。「媽媽，這樣煮可以嗎？」她聲音發顫，「我怕又像『那天』太鹹，惹爸爸生氣……」鏡頭冰冷噤聲。字幕如刀鋒浮現：「又大舌頭！你這公鴨嗓！」

當她將「辣椒」誤讀作「懶教」，千萬手指同時按下重播鍵。每回倒帶，她的嗓音便扭曲成刺耳聲響，恍若遭扼頸的鴨鳴。

「你們聽好！」一個男聲冷笑著，「拎北剛把這越南妹的臭奶呆做成 remix啦！有夠靠北讚的齁？」

她不僅是受害者。她是遭惡意扭曲的錄音帶，是血肉鑄成的消遣玩物。

驀地，我喉頭緊鎖。這已非枯燥研究數據，更非無魂影像。這分明是10歲的我，囁嚅著「我是華人」的羞赧孩童，笨拙吐露「阿嬌」二字，卻被全班訕笑成「剪刀人」的屈辱（華語「嬌」的發音近似越語「剪刀」）。這是我母親挨摑後，碎落滿地的靜默。這是我將恥辱如粗礫般硬嚥，任其在喉頭劃出血痕的歲月。

我不懂他們何以能如此開懷大笑。或許，我懂得太深。

這是新型態的殖民，無須戰艦槍砲，僅需一次點擊、一枚讚、一個笑臉符號。他們將我們裁剪成短影音，在發音錯誤處添加特效與訕笑，把苦痛轉作廉價娛樂商品。

我關閉螢幕。但畫格裡那抹瘦小陰影仍緊附著我──一具遭削薄曝露的軀殼，如玻璃櫃中標本。

最終我猛然驚覺：這並非對抗。這是告解。那閃爍微光不屬於月嬌，而是我自身窒息的亡語。一種遭剝奪的語言。一具被佔領的軀體。一個困在鏽蝕「家」字裡的靈魂。

我不代她發聲。我是在討回自己的名字。我說的是我們──那個從未被承認的「我們」，卻如同被截斷源頭的暗流，依然在每個人的血脈裡無聲奔湧。

當這些文字浮現在研究手稿上時，我的指尖顫抖。非因學術的嚴苛壓力，而是每個字都從無盡深淵迸出，那裡埋藏著無法言說的鬱結，無以名狀的創傷，沒有任何語言能夠轉譯。

我曾如遊魂般徘徊在搜尋網頁，反覆敲打那句疲憊的質問：「當一名女子在學會說話前就被奪去聲音，她該如何為自己命名？」

夢魘中，月嬌的身影浮現在混濁的井邊。水面晃漾，浮現無數面容：被叱喝「耳聾不識聽」的幫傭，因「童稚口齒不清」而離開講堂的女博士。

而我，這個被賦予聆聽特權的人，只能無助地看著求救的呼喊碎成文字塵埃。那些越南新娘用泣血的嗓音低語：「他們不准我用母語對孩子說話。」我記錄著，像撿拾被劫掠的聲音碎片，卻只能眼睜睜看它們墜入塵封的檔案，讓沉默案件在時間塵埃中長眠。

驀然醒悟。為失語者命名並非學術操作。那是招魂儀式，召喚流亡的魂魄回歸集體記憶。這些文字不單寫月嬌。更寫我──卡在語言邊界，無處棲身的我。凝視她，我看見自己的倒影；書寫她，我呼喚那些漂泊的靈魂碎片。

學術要求我們保持距離，清醒客觀。但在這裡，我選擇打破所有規則。我坦白：研究她的動機非關「對弱勢群體的憐憫」，而是血肉的呼喚，那是任何學理框架都無法框限的召喚。我研究她，因她的沉默像極母親當年蜷在悶熱廚房的背影；像童年無故遭責打時的恐懼；像在異地被喚作「外籍新娘」時的哽咽；像那句「我不屬於這裡」的囈語，儘管口中仍朗讀著字正腔圓的中文報告。

我不只是為她命名。我在讓她存活。讓我們這些失語者得以共同存在。

這世間有些事，必須以骨髓為墨，傷疤為紙。有些名字無法宣之於口，只能刻進骨血。而那些靈魂──我們──從未消失，只是暫且化身為沉默。

我們要奪回的不只是話語權。我們正從陌生語言的皮膚下，掘出每塊埋葬的記憶碎片，像孩童在冷泥中摸蜆，任指血染紅水面，仍相信深處藏著珍珠。

這篇文章 【2025移民工文學獎／優選】為失語者命名：月嬌與我的影子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1979-美麗島雜誌社成立酒會。由右至左：施明德、林義雄、呂秀蓮、黃天福、黃信介、許信良、張俊宏、姚嘉文。）

文／施明德文化基金會

本文經施明德先生家屬授權發佈

一月底時，施明德先生家屬的友人（非『世紀血案』相關人士）便以「看笑話」的名義展示了一張據說是該電影的定裝照，其可笑且粗糙的程度著實讓家屬啼笑皆非。除了以此種非常間接的方式得知好像有一部電影有一個飾演施先生的角色以外，家屬並未收到製作單位的聯繫，遑論授權。就算製作單位當初有來接洽，以此部電影製作單位和部分演員對於該片內容的發言與對待歷史的態度看來，家屬也概不會同意。不過，施明德先生的家屬對於演員疑似遭製作單位矇騙一事表達遺憾。

合先敘明，林義雄先生家族的刺殺事件乃是台灣人心中的第二次「二二八事件」。

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的「林宅滅門血案」是二次大戰後台灣歷史眾多「恐怖政治暗殺」中最駭人的一幕，它涉及對美麗島事件政治受難者林義雄母親和三個女兒的血腥殺戮。當時蔣經國政權負責為政府發言的是新聞局長宋楚瑜先生，以及警備總部發言人徐梅鄰上將，也就是『世紀血案』導演徐琨華的爺爺。根據監察院糾正文，當時以警總為主的「三〇七指導會報」掌控偵辦走向，就是要排除軍方和情治人員涉案，同時把「清查黨外陰謀分子」列為偵辦重點….，以便在社會上將「政治暗殺事件」營造為「社會重大刑案」。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大屠殺是台灣進入舉世最長的軍事戒嚴恐怖統治的開端，暗殺、刑求、構陷、槍決、監禁與監視是統治者創造的時代主調，許多的血淚史在人民無邊無際的恐懼中都被遺忘了。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晨美麗島大逮補時，住在林義雄先生一家樓上的施明德先生戲劇性地從屋頂逃脫，二十六天的驚心動魄的全國通緝和施明德先生時任妻子艾琳達女士和岳母積極展開國際救援，迫使當局不能一如既往地「秘密審判」了事。

偵訊期間，在特務嚴密監控之下的林義雄宅裡竟然能發生二二八滅門慘案，無異是當局在台灣人二二八的歷史傷口上撒一把鹽，是統治者對政治反抗者最嚴厲的警告。直到美麗島軍法大審最後陳述庭當日，一直被隔離偵訊的施明德先生在中午休庭時，才從副所長口中得知「滅門慘案」的發生，他回憶：「幾天來出庭，我都視死如歸的笑傲法庭，我已展示給獨裁者看了，我就是不怕你，要殺就殺吧！但，現在我聽到他們竟刺殺了老弱稚女！刺殺，還是一刀刀地捅，比槍殺，比勒死都還血淋淋，令人毛骨悚然的噁心，不是害怕。我的心痛到抽動不起臉部的蔑笑神經了。我的大腦進入最新狀況中，我知道必須在『最後陳述』及時作出回應！」（摘自時報出版《軍法大審：一九八〇施明德回憶錄III》Ｐ.616）

於是施明德先生在最後陳述庭上放棄了宣讀自己嘔心瀝血趴在囚牢地上寫下的六萬字施明德的政治遺囑，僅以書面遞交，在法庭上他說：「被告要說的是，如果能夠平服國人的怨氣，能夠有助於國家的團結和社會的和諧，那麼被告很願意地，請求審判長判我死刑，並且請不要減刑，我請求！我請求！」法庭上包括法官、檢察官、旁聽席都一片哭泣聲。（1980年3月29日（六）中國時報第三版）

美麗島軍法大審後，曾經坐牢十五年的施明德先生又坐了十年的黑牢。當其他美麗島事件受難者皆一一刑滿或接受減刑假釋出獄後，他靠著堅定的意志，為追求歷史真相和正義堅持到底，拒絕減刑、拒絕假釋、拒絕特赦，絲毫毫不妥協，才終於讓國家不得不屈服，宣告「美麗島事件判決無效」。以無罪之身，施明德先生才願意踏出牢房。

1979-美麗島雜誌社成員合照，台北市仁愛路。

施明德文化基金會於今年一月十五日施明德先生八十五歲冥誕紀念時曾展示一九八五年《施明德先生致蔣經國總統函》，這封信寫在施先生即將展開「無限期絕食」之際，因為「江南命案」發生在美國是整個白色恐怖時代唯一破案的政治暗殺案件，證明是蔣經國下令軍情局長汪希苓僱黑道殺手陳啟禮、吳敦、董桂森在美國暗殺了異議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施明德先生在牢裡無限期絕食的訴求之一，正是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恐怖暗殺政策」。

江南命案被美國ＣIA偵破了，不然今天也可能被說成是一樁「懸案」吧！林義雄先生家族的滅門慘案和陳文成教授命案是「懸案」嗎？是也不是。真相心知肚明，只是所謂的法律上「犯罪證據」被遮蔽了罷了！只是像江南案的那種「殺手」沒有被找出來而已。一如，美國的陳文成教授因為過去曾經從海外匯錢資助黨外運動總部施明德先生，暑期返台探親時於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而被警備總部「約談」，隔日卻被發現陳屍台大校園。而身為警備總部發言人的徐梅鄰少將在檢警調查尚未完整展開前即對外表示陳案屬於「畏罪自殺」，並宣稱陳文成教授之死與警總無關。

在徐梅鄰的口中，施明德先生曾是十惡不赦的叛徒，所以才說當年資助叛徒施明德先生工作的陳文成教授是「特別」跑回台灣被警總「約談」後「畏罪自殺」嗎？徐梅鄰少將一生的故事今天又該怎麼說呢？『世紀血案』作為徐梅鄰孫子的作品，竟以「林宅血案真相」作為電影宣傳噱頭與片名，著實令人作嘔。

林義雄先生家的慘案不只是一場政治屠戮，林義雄先生一家所承受的悲慟是沒有止盡的。面對這樣的人間慘劇和世間極慟，任何人都不應該展露出隨便的態度，如何都不應該說出：「可能不是那麼嚴重」、「也沒有那麼恐怖」、「先拍再說」這種輕率且毫無人性的話。就連爭議爆發後，製作單位的聲明與發言竟然持續消費林義雄先生一家。

面對歷史本身以及歷史題材創作，最最重要的莫過于虛心與誠懇，特別是傷痕歷史更需要審慎，盼『世紀血案』團隊知廉恥、懂進退。

1978-台灣黨外人士聯合辦公室工作會議。右一坐者，田秋菫女士，第一位進到林宅血案現場的證人。

1980年3月林義雄開始先生美麗島軍法大審出庭。

這篇文章 【聲明】施明德文化基金會針對『世紀血案』 電影殺青記者會風波之聲明 最早出現於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